【里约奥运如火如荼，这两天比赛之余，美国游泳健将菲尔普斯身上的拔火罐痕迹引发争议。连飞鱼都在用的“神秘东方力量”真的有效吗？我们选择了一篇来自专业人士的文章，供大家参考，希望文章能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里约奥运会上，紫黑色圆印一时抢了金黄色奖牌的风头。菲尔普斯为代表的部分美国运动员身上的拔罐印痕不仅引爆了媒体的热情，更引爆了广大中医粉丝的爱国情怀。在中医粉看来，菲尔普斯们身上的印痕就意味着拔火罐得到了西方的承认；这无疑狠狠打了中医黑们的脸。拔火罐是中西医大对决以来的一次伟大胜利吗？是老外偷学走了我大中医的绝技吗？

我们看看一些事实。

第一个事实，世界各民族的传统医学中都有拔火罐的古老记录。

中医最早的记录在《五十二病方》中，距今约2200年（大约成书于战国秦汉之间）。书中记载了一种外痔结扎割除手术，大致是先用小牛角或羊角罩在肛门周的痔核上吸拔，然后以小绳结扎核的根部，以刀割之。这叫做角法，是拔火罐最早的形式，它所起的作用是牵引病变部位以利于手术，并不含有后世所谓“排毒”之义。

角法在南北朝时期有所发展，陶弘景《补缺肘后百一方》中记载当时最常用的“针角”之法，是一种先在病变处针刺，再用角法吸取以排脓的方法。这是非常朴素的物理方法。

而差不多同时期的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强调：“痈、疽、瘤、石痈、结筋、瘰疬、皆不可就针角。针角者，少有不及祸者也”，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针角之法是一种充满风险的方法，因为没有消毒的概念。我们今天非常理解这种风险。

古希腊的最早记载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大约公元前12世纪初（约距今3200年，早《五十二病方》1000年），希腊联军渡海远征特洛伊，随军医师泼达勒里欧为雪娜公主放血，用到了杯吸（cupping）法。而时代更为久远的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的壁雕中有两个医用吸杯，杯吸法似乎比角法更接近今天的拔罐法。

古印度的最早记载在外科名著《妙闻集》中，这本书的成书时间已经不可考，但大致与《五十二病方》同。其所记载的手术器械多达百余种，而鼻成形术、白内障摘除术、截石术、疝手术以及骨折夹板固定等外科成就几乎达到现代外科的程度，令人惊叹，远远超越同时代的其他传统医学，包括中医。其中记载了三种放血法，水蛭、角和葫芦。角法大致与中医相同；葫芦吸血是在葫芦内置灯，再吸血，已经是拔火罐的雏形，并且这种吸血法是基于体液病理学说（体风素、胆汁素及粘液素），有一定的理论高度。

西方不同时期的拔罐放血器材

此外，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4～435年）记载，古埃及在《五十二病方》时代，已经广泛使用拔罐。相当于南北朝时期的《犹太法规集》中也常提及拔罐疗法。更近一点，中国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医学，理论与汉医学并不完全相同，也各有自己的拔罐法，如维吾尔族的“破皮拔罐”法、壮族的“药物竹罐”法、苗族的“气角疗法”等等，都饶有风情异趣。所有这一切，没有证据表明它们都是从中医这里学去的。至少可以肯定，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度的拔罐与中医无关。相反，据某些医学史学者的研究，很可能中国的角法来源于印度。

第二个事实，历史上西医拔罐曾经非常盛行，程度超过中医。

这里所说“西医”指古希腊古罗马流传下来的西方传统医学。继希波克拉底之后，到罗马盖伦，西医基于四体液病理学说，极为推崇放血疗法，在静脉切开、水蛭吸血之外，拔罐也是手段之一。

这种盛行一直持续到19世纪。1801年，英国著名的拔罐师Thomas Mapleson在他的《论拔罐的艺术》一书中详细列举了适合于拔罐的各种疾病，包括中风、心绞痛、哮喘、吐血、挫伤、咳嗽、慢性消耗病、癫痫、痛性痉挛、髋关节和膝关节病、耳聋、谵语、水肿、丹毒、发疹、眩晕、痛风、百日咳、脑积水、头痛、肺炎、中毒、嗜睡、肢体麻木、梗阻、胸膜炎、瘫痪、风湿、坐骨神经痛、气短、咽痛和胸痛等等，几乎可治百病。

与之对比，拔罐在中国一直是民间医术，在漫长的时间里主要用于痔疮、痈肿、脓疮、蛇咬伤等外科病，至清朝才开始用于风寒外感之类的传染病。然而，医书中记载非常少，更没有专著，远不及西医的狂热。

与西医拔罐衰败退出历史舞台前后，清末民国期间，中医拔罐疗法也凋败几近消亡，只不绝如缕地散存于民间。1949年后，中医进入政治化阶段，拔罐法焕发第二春，逐渐升堂入室。至改革开放后，和洗脚洗头房一起，如雨后春笋般爆发；各种养生馆里的拔罐远远多于中医院。

第三个事实，传统医学的拔罐治疗原理大同小异。

古印度的拔罐是希望排出风、胆、痰三素已经紊乱的不好的体液，古希腊是要排出血液、黏液、黄胆、黑胆四体液紊乱的坏体液。中医一开始只是朴素的要排脓血，甚至只是起到手术牵引的作用。到清朝，中医经历《黄帝内经》之玄学化和金元明清之尊经崇古的两次思想剧变后，拔罐也不可避免地高大起来，成了“调阴阳、通经络、活气血、祛邪毒”。这些想当然的理论无比复杂，在今天的专业或业余的拔罐师口中往往简化为“排毒”二字，与其他古老医学并无二致。

所有这些理论解释都是错误的，都没有实证的证据。在现代医学看来，拔罐原理非常简单，就是负压造成的皮下毛细血管破裂出血，同时伴有机械性溶血。它是人造的病理过程，而绝不是什么“排毒”，更不是什么增强免疫力，调节阴阳。它所带来的某种舒适感，是因为一定程度的伤害刺激会产生内啡肽类物质，可以减轻痛阈，可以产生快感。如此而已。

第四个事实，现代医学早已以铁的事实否定了拔罐疗法的疗效。

西方传统医学极其迷恋放血和拔罐疗法，有无数的经典记载了拔罐的种种神奇疗效。19世纪英国伦敦著名的拔罐师Samuel在其著作《论实践拔罐》中写道：“拔罐是一种艺术。每个有机会接触拔罐并亲身体验的人都能够观察到它的治愈力，从而真正欣赏它的价值”。这话听起来好有道理的样子，中医粉们都是这么说的，“飞鱼”菲尔普斯也是这么说的。

但是，当西方记者采访英国伦敦大学药物学教授David Colquhoun时，他说："目前还没有科学证据能证明拔罐对人体有益。拔罐能有治疗作用？听起来不太靠谱，就用杯子在皮肤上吸块肉怎么可能提高运动员的表现？跟其他运动员比可能还会出现劣势，因为他们把宝贵的训练时间浪费在了这种没有意义的拔罐上。"

然后有国人表示愤慨：“哼！我大中华的绝艺，哪是你们想想就能研究出来的？理论随你怎么说，实际效果说明一切好吗！”

事实上，现代医学正是以“事实”而不是“理论”完成对放血/拔罐疗法致命一击的。

西医曾经就像今天的中医一样迷恋拔罐和放血，医学大神从希波克拉底到盖伦到阿维森纳，普通人从欧洲贵妇的拔罐美容到美国之父华盛顿的放血治病，有无数的传说和记载。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一个对放血疗法提出质疑的是一名记者。

1794年到1797年，美国费城正流行黄热病。当时有一位绝对的医学大咖本杰明.瑞师（Benjamin Rush），号称“宾夕法尼亚的希波克拉底”，他是在美国独立宣言上签过字的大神级医生，创建了美国医学教育体系，四分之三的美国医生是他的学生。他热衷于放血疗法。

当此瘟疫流行之时，本大夫挥舞柳叶刀，大展神威，每天给超过100名病人放血，以至其诊所后院变成了“血海”，孽生的苍蝇象“云雾”一样密集。英国记者WilliamCobbett对抗疫英雄采访，他采访前认真做功课，翻阅了费城的死亡报告，意外发现被本大夫治过的病人死亡率明显高于别的诊所病人。这个发现绝对抓眼球，他迫不及待地发表文章，讽刺本大夫为人类人口的减少作出了突出贡献。本大夫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一纸诉状将记者告上法庭。最后法庭判本大夫胜诉，俨然从法律角度声明放血疗法是有效的，但这超出了法律的能力。几乎在法庭宣判的同时，美国总统华盛顿死于放血疗法。这一惊人个案使坚固的信仰动摇，比记者的质疑更有效。

2000年的观念不会因为一个个案而崩溃，除非出现更坚强的证据。10年之后，苏格兰军医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采取分组对照设计的临床试验来研究放血疗法。他把366名患病的士兵平均分成3组，3组的病人所患疾病的严重程度类似，所接受的治疗也一样，这确保了组间的可比性。唯一不同是两组病人不放血，一组病人接受传统的放血疗法。结果，不放血的两组分别有2和4个病人死亡，而放血组死亡达35人。差异有显著意义！这是人类第一个大型的对照试验，它所出示的数据和事实的可靠性胜于一切理论推演和经典记录。它的出现意味着，最悠久最博大精深的放血疗法即将面临死刑。

遗憾的是，这一重要发现没有发表，直到1987年人们才从故纸堆里找到当时的记录。但是，对照思想的种子却已广为播撒，随风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再过10年，法国皮埃尔.路易斯（PierreLouis）发表了用同样方法进行的，历7年对近2000名病人的临床观察，结论进一步证实放血疗法明显增加病人死亡率。

这样严格的对照研究越来越多，结果一致，放血疗法不但没有那些传说中的神奇疗效，反而是有害的，增加死亡率的。短暂的快感只不过是幻觉而已，医学界就此慢慢达成共识。

等到巴斯德、科赫等微生物学家出现，找到了人类主要疾病传染病的真正病因，宣布了体液学说的死刑，放血疗法被这一根稻草压垮，终于退出至少辉煌了3000年的历史舞台。

放血疗法死了，作为放血疗法一部分的拔罐疗法自然跟着殉葬。

这一死，就是一百多年。一百多年后，当汉密尔顿、路易斯的后裔们看到东方神秘的拔罐术，忍不住猎奇一试时，他们居然忘记了他们的先辈曾经否定过放血和拔罐疗法，以及制定了疗效判断和病因确定的科学法则。

当然，现代医学并没有忘记双盲对照法则和科赫法则。对现代医学而言，拔罐是运动员还是奥巴马用，却没有丝毫意义。因为现代医学不玩这么幼稚的东西。

拔罐当然是人造病理的一种愚昧行为，谁拔，谁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