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全球著名政治学者、原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现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贝淡宁推出了《贤能政治》中文版。随着书的出版，贝淡宁教授也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按照让–马克·夸克（Jean-Marc Coicaud）的说法，政治合法性“被定义为民众承认管理者的领导权，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他们享受特权的权利”。简单地说，一个政府之所以拥有合法性就是因为它被民众看作在道德上是合法的。衡量合法性并不容易：依靠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进行定性访谈吗？还是依靠调查数据或选举？什么可以被算作是合法的：受教育的民众的观点，或者大多数民众都支持的，还是必须人人都同意？或许当统治者缺乏合法性的时候，它会表现得更明显——在革命中被推翻，或必须使用残酷的武力镇压民众的反叛。事实上，“通常，只有当合法性缺失或者不足时，它才进入人们的视线。只有在政权遭遇公民、臣民或是受益人的公然挑战时，政治科学家才会转向合法性作为解释其危机的原因。在政权运行良好之时，合法性问题就退居幕后。那时人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当权者的行为是‘适当的’、‘正常的’或‘合理的’。”

就中国而言，合法性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原因再次是政治性的。很显然，拥有合法性的政权不大可能求助于暴力手段。一个政权的合法性越高，也就是说在民众眼里越具有道德合理性，它就会越少地依靠强制性威胁的方式行事。

尤其是对于西方分析家，似乎很清楚的是，这个政权注定要垮台。就像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东欧的情况（和最近中东出现的情况）那样，人们迟早会要求组建政党的自由和投票选举政治领袖的权利。短期内，或许存在类似于军事政变的“民主的逆转”（如埃及），但非民主的选择肯定无法长久存在。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说，自由民主是“历史的终结”。在现代社会或走向现代化的社会，其他任何政权形式都不可能拥有合法性。马克斯·韦伯同样著名的三种合法性权威类型的区分似乎也指向自由民主。第一种——传统权威，已经随着 1911 年清王朝被推翻而灰飞烟灭了；第二种——个人魅力型权威，也随着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其他英雄的过世而不复存在；第三种——理性的合法性权威，随着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似乎是必然结局，根据理性的合法性权威结构运作的自由民主是唯一可靠的政权形式。经济发达的、拥有儒家传统的东亚社会的政治历史，似乎进一步支持了这个观点，即自由民主终将在中国取得胜利。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实践已经证对于政治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限制，采取了一人一票选举政治领袖的民主，因此为中国的现代化指明了道路。

但是，中国的一党执政国家体制并没有崩溃。非但没有崩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而越发巩固了。一个又一个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共产党执掌的政权赢得了众多民众的支持。正如王绍光所说：“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或者出生于中国但在西方工作的学者）进行了很多有关中国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大规模调查。到现在为止，熟悉这个领域的学者事实上都得出了一个共识——中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程度非常高。”王绍光补充说：“政权接受程度很高被许多西方学者解释为受访者害怕说出真相。因此，后来的调查补充了各种机制防止人们在接受访问时撒谎（如提供其他选择：‘不知道’或‘不回答’）。但是，每次调查的结果总是一样的。”无须质疑的是，大部分中国人认为现有政治制度是适合这个国家的。事实上，在最近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中，中国公民对自己政治机构的信任程度甚至超过参与调查的8个社会中的任何一个，其中就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但这并不是否认，中国存在社会不满情绪的事实，但是，这种不满基本上指向地方政府。托尼·赛奇（Tony Saich）解释说：“公民将国家‘分解开来’，虽然他们表达了对中央政府的高度满意，但满意度随着政府层级往下也依次降低。2009年，95.9%的人对中央政府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但这个满意度到了地方政府那里就只有61.5%了。”何包钢用更加生动的语言描述了民众眼中的现象：“用民众的话说，中央政府的官员是救星，省政府的官员是亲戚，县政府的官员是好人，乡政府的官员是恶棍，村干部是敌人。”

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

一个明显的悖论是，中国公民表现出对民主的信心，同时认可非民主的统治。但正如史天健和卢杰所说：“普通中国人心中所想的民主或许并不符合自由民主话语中对民主的定义，相反它是建立在监护人话语基础上的。”简单地说，民主意味着为民服务的政府（民享政府，由精英负责），而不是由民众管理的政府（民治政府）这一观点被广泛接受。所以，如果中国政府“为人民服务”，它就是民主的。调查的确显示，民众支持选举，但那些选举不应该伴随着围绕竞争性利益组织起来的多党政治。“虽然84%的受访者同意或者强烈赞同选举国家领导人，但只有16.3%的人同意或者强烈同意多党竞争。”西方分析家或许抱怨说，中共最近谈论的“党内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因为它排除了多党竞争政治，但大多数中国人或许在使用不同的标准来评价“民主”的进步。

简而言之，即使并没有采取自由公平的竞争性选举来挑选领袖，中国政府也已经成功地获得了很高程度的政治合法性（即人们认为政府具有道德上的合法性）。那么，政府究竟是如何赢得合法性的呢？换句话说，中国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是什么？中国共产党通过以下三个来源获得了合法性：民族主义、政绩合法性和政治尚贤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合法性的这三个源头在不同时期都很重要，但民族主义在政权初期最重要，政绩合法性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十年非常重要，而政治尚贤制正在变成越来越重要的合法性来源。

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国家或政权试图通过它体现的某些观点或者在教育体系、政治演说和公共政策中表达的观点，成为民众眼中在道德上具有合法性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当然是建立在被列宁和毛泽东修改和重新解释的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础之上，它的合法性大部分源自其是否能践行这些原则。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有所动摇，尤其是年轻人。这并不是否认某些社会主义价值观如需要为民众谋取物质福利的观念在人们心中仍有认可度。但是，它们之所以被认可，至少部分是因为这些观念类似于从前的传统政治观点（见下文）。我们也不否认存在一些值得提及的当代地方改革实验，至少部分是受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启发。但是，也可以说即便没有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共也能够成功地获得政治合法性。这个“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很大部分来自于向民族主义的转向，即中共作为于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传播者和保护者。

通过战争赢得支持和民心

民族主义是舶来品。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受到更加全球化的政治视野的影响，其理想是贤德的圣王统治下的没有疆域边界的世界大同。在皇权时代的中国，政治精英往往将其国家视为世界的中心。但是，当中国在19世纪中期受到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百年国耻）中国遭受了一次又一次军事失败，国家陷入贫困和内战的深渊。中国精英陷入痛苦的现实之中，意识到中国的政体在不断扩张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中处于边缘位置。如果中国要生存，它就必须适应这个新体系。在现实中，这意味着不惜牺牲任何代价也要让国家强大。正如蒋介石在1947年所说：“回想百年来，全国国民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以雪耻图强为一致的要求。”我们知道，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洗雪了“国耻”，是毛泽东在 1949 年发表的著名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一宣言，象征着中国被外国列强欺负和奴役的屈辱历史走向终结。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比较强大和安全的国家，意味着中国已经不用再担心国家的生存问题。但是，朝鲜战争、少数民族地区的不稳定、与苏联的决裂（更不要提统治精英中的重重疑虑）持续培育出一种建立在愤恨基础上的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对于“外来干涉”的敏感，促使它进一步在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不停地提醒国人曾遭受过的外国列强欺负的“耻辱”，以及只有强大和中央集权的中共领导才能保护中华民族不受外来势力的干涉。这种“爱国主义教育”一直持续到今天。在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时候，习近平强调说“我们遭受了一个世纪的虚弱、压迫和羞辱”，在担任国家主席后不久，他就呼吁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这与在争议岛屿的领土主权主张方面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姿态似乎不谋而合。

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充满怨恨的民族主义是否能够持续下去。中共当权的风险之一是，如果政府在应对外国干涉的时候表现得不够强硬的话，接受过爱国主义教育的民众会转而反对政府。像《中国可以说不》（China Can Say No）这种畅销书就比较直白地批评中国政府在对待日本、中国台湾和西方的时候过于“软弱”。像《环球时报》这种大众化报纸被外人视为是“民族主义的”，但是它的审查工作大部分其实针对的是强硬而好战的民族主义言论。反日示威游行受到政府的约束就是因为中共担心局面失控。好战的民族主义几乎遭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反对，但在大众（和军方）层面上却引起共鸣，而且或许已经远远超出了政府的意料。政府或许能够控制民众的不满情绪，但人们也可以想象可能对政权产生威胁的情况，如动用武力对付台湾及其“羞辱”了中国大陆的外国保护者。

除去道德的考虑之外，从政权生存的角度看，最好的情况是中国打赢战争。比如，英国在马岛战争中战胜阿根廷，战争胜利能够帮助发动战争的政权。另一方面，民众最终还是放弃了对玛格丽特·撒切尔保守党政府的支持，这也说明建立在军事成果基础上的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并不能持久。在和平时期，人们往往能够更清晰地区分什么是国家利益，什么是执政党的利益，政府通过发挥道德威力而不是武力能够更容易地获得民众的信任。这并非表明，民族主义在和平时期将不能够再作为支撑合法性的有力武器。民族主义将采取更“温和”的形式，在文化和历史中激发自豪感而不是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或引发对外国人的怨恨。中共的确认识到和平时期“软”民族主义的重要性。正如高玉麒所说：“传统和历史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用来塑造其合法性而精心挑选的工具。该党试图用从传统思想流派尤其是儒家那里挑选出一些价值观来修复已经生锈的精神意识形态上的裂缝。”政府一直在政治演讲中强调如和谐和孝道等儒家价值观。2008 年北京奥运会突出显示了儒家主题，在开幕式上引用《论语》。上海新建的共产党干部学院的领导骄傲地告诉参观者，其主楼就是根据儒家学者的书桌设计而成的。在海外，中国政府通过开办孔子学院推广儒家思想，这种学院类似于德国的歌德学院，是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中心。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设计图

但是，政府不能单靠自己成功地推广这种“软”民族主义：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试图提出自己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并声称如果在此过程中他们被排除在外的话，政府无论说什么都不能令人信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像蒋庆和康晓光等学者已经在呼吁政府正式拥抱儒家，但是政府碍于官方坚持的马克思主义而一直抗拒这些呼吁。辩论不仅限于儒家，最近，一群“热爱中国这片土地，忠于人民”的具有自由主义、新“左”翼、新儒家和基督教研究等不同学术或思想背景的中国学者在牛津聚会，并发表了署有他们签名的文件——《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这一举动旨在就中国未来发展的价值观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