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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淡宁:“贤能政治”比西式民主选举更适合中国
关键字: 中国反腐贝淡宁贤能政治贝淡宁中国模式儒家文化腐败道德美国大选第三次辩论美国总统希拉里特朗普特朗普侮辱女性言论【受访/加拿大政治学家、前清华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贝淡宁;采访/观察者网 李泠】
【2016年9月,《贤能政治》中文版终于面世,其与英文版的推出相隔一年有余。
《贤能政治》是贝淡宁教授在中国12年教学、生活的亲身经历的直接产物。书中,贝淡宁教授提出,在中国,“下层民主,中层实验,高层尚贤”的政治发展模式可成为选举民主制的一种替代选择。也因此,其不断被西方读者质疑是在攻击和贬低“民主”,为中国现状作辩护。
观察者网此前曾获权刊载新书部分章节。今年10月,贝淡宁教授抵沪,接受了观察者网的采访。采访中,贝淡宁教授在介绍新书之余,还就“中国为何如此重视反腐”、“官员和商人应如何相处”、“美国民众如何看待希拉里和特朗普互掐”、“为何女性要在高层领导中占有一定比例”等问题分享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贝淡宁教授
观察者网:书完成后,您是否仍继续关注中国的反腐运动?您认为中国为何如此关注腐败问题?
贝淡宁:有,有关注。至于中国现在为什么这么关注反腐问题,我觉得跟“贤能政治”的价值观有关系。因为贤能政治是中国政治合法性来源的一部分,而腐败会让这一合法性受损。
中国人认为,我们的政治领导应该是有能力、有道德的,也就是“贤”的意思。而道德的最基本要求是不腐败。如果领导腐败,会被认为是政治体制有问题。这方面跟民主选举不一样。民主选举中,如果领导腐败,选民可以选择其他的领导。这不一定能解决腐败问题,但不是政治合法性的问题。而在中国,如果不解决腐败问题,会影响整个政治制度。
此外,我们看历史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为什么共产党和国民党对战,最终是共产党获胜?有很多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共产党没那么腐败。为什么明朝崩溃、清朝崩溃?也都跟腐败有关系。因此从底层民众到高层领导都明白,腐败问题非常严峻。
观察者网:一部分中国人也有不同观点,如某经济学者就指出,中国是人情社会,难以对腐败做到“零容忍”,所以提议允许适当的腐败。您如何看待?
贝淡宁:这跟儒家文化有关系。韩国人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他们也有相同的问题。而他们是用什么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呢?比如他们不允许官员跟做生意的人一起打高尔夫,或出规定,要求一起吃饭限制在一定的金额内。
虽然可以用这些政策解决问题,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要求太高。如果官员不被允许跟不同的人一起吃饭、不能和他人去卡拉OK,这就太过分了。儒家很重视“礼乐”,“乐”包括唱歌。“礼乐”的社会我们要恢复一点点,如果完全按照理性的规则来考虑所有的问题,也不好玩。所以,我们要保留这些关系,不要完全破坏已经形成的人情社会,但也要注意减少不好的影响。
观察者网:您在书里和访谈中都推崇用道德来约束官员。您认为自律和他律,哪种对官员的行为更有约束力?
贝淡宁:道德很重要,但不是唯一的方式。中国有两个比较主流的政治文化,一是儒家,二是法家。如果问题很重要,需要尽快解决,这方面法家更有效。我估计反腐的方式,开始时更偏法家。新加坡也是这样,先用法家的方式,再慢慢改变大家的思想,改变已有的文化。
很多人说,“先礼后兵”,其实应该是“先兵后礼”。要短期见效,可以采取法家的手段,但论长期影响,则需要更改文化,这方面儒家有很大的作用。
对于怎么培养领导,我认为儒家这方面的资源很丰富,所以可以让官员多读一些儒学经典。官员不一定需要达到“君子”的要求,但至少要考虑不腐败。儒家说“慎独”,法律没有清楚规范,没有人监督我的时候,我仍不会为了自己或家庭滥用国家的资源。这个不是太高的要求,可以做到。
就我了解,现实中官员的想法已经有一些变化了。我去过很多地方,三年前,大部分的官员会考虑“我是不是应该买最贵的酒”,现在思想上有了变化,会担心受到惩罚。新加坡也是如此。我在新加坡呆过几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加坡特别腐败。现在新加坡官员的思想已经改变了,觉得腐败是不好的东西。
其实中国那么大,我们无法想象没有一丁点腐败,但我们至少可以想象,大部分官员会限制自己,会考虑应不应该滥用国家的资源。这个我觉得要求没有那么高。
观察者网:在新加坡,李光耀家族掌控国家政经大权,有时可能难以避免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冲突。这点与您对“贤能”的要求是否有冲突?
贝淡宁:新加坡也有事物不是李光耀一人说了算的。对于选贤,他们有成熟的衡量体系,比如要求学术水平高,也会用多种方法考察官员领导的道德水平。虽然没有公开讨论他们的手段,但总之不全是领导说了算。此外,他们跟香港一样,有独立的监督机构。我希望中国将来也可以学习这点,有独立的监督机构来监察谁腐败谁不腐败。
新加坡贪污调查局
观察者网:西方民众对政治领导在道德层面都有哪些要求?与中国对领导的道德要求有无哪些区别?
贝淡宁:西方民众对政治领导的道德要求一般来说没那么高,他们最重视的是自己有选择领导的权利。至于领导是不是腐败,有没有能力,不是那么重要。
而中国老百姓对政治领导最大的要求是,希望他们能为人民服务。领导腐败,老百姓肯定会有意见,对不对?在一些国家,如印尼、印度,他们在很多方面比中国更腐败,但社会影响没那么大。可中国人觉得,领导一腐败,他们就不会为人民服务。中国人这么关注腐败的问题,也跟这些要求有关系。
观察者网:但美国大选中似乎也有不少“道德”因素,第三次总统辩论前,特朗普和希拉里就对待女性议题互掐,您认为他们先前的行为、言论会影响最终选举结果吗?
贝淡宁:会影响的。美国人也有底线,比如认为不应该暴力虐待女性。如果发现领导人这样,民众对他们的评价会有变化。至于底线之上的其他道德,可能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中国人重视“孝”,如果领导对自己的父母不好,民众会质疑他们是否可以推广这种爱;而在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孝的标准没那么重要。
什么是道德?在不同国家或地方,道德的内涵不一样。再比如,总统有“二奶”,有些人会觉得不是什么很严重的问题,法国人更是这样。
美国第三次总统大选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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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李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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