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起来看，其实利玛窦一直在纠结于中国是什么政体？欧洲人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政体。首先，他看到中国有一个皇帝，所以判断中国应该是一个君主政体。第二，但皇帝在深宫里面，实际治理过国家民众吗？实际治理国家的是士大夫。所以中国看来又是一个贵族政体。第三，最后又一看中国的贵族和欧洲的贵族不一样，欧洲的贵族是世袭的，中国的士大夫人人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所以看来中国还是一个民主政体。按照传统的西方政治学理论分析框架，无法清晰归类中国的政体和治理实践，进而陷入持续的困惑之中，笔者概括为“利玛窦困惑”。这种困惑一直持续到我们当代，到底中国算什么政体，只要套到西方概念里去就难以自圆其说。关键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表达我们是什么政体！

明代，北京宫城图

因为中国是没有政体概念的传统，政体和政体的分类是西方政治学的发明，源于亚里士多德。尽管近年的研究成果对古希腊文明成果、亚里士多德其人及其著作的真实性都有质疑，认为很多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伪作。[7]这里我们姑且先按照流行的西方政治学脉络来理解，即使是托伪之作，至少在文艺复兴之后已经成为西方学界的主流了。

亚里士多德将当时古希腊几百个“城邦”（村落？）按不同的政体分类，采用两个标准，第一是统治者的多寡，第二是统治者是为城邦整体服务还是为一小部分人服务。最后形成三大类六小类，一个人统治叫君主政体，少数人叫贵族政体，多数人统治的叫做共和政体（民主政体）。他认为三种政体形式不变，但内容都会变质。君主政体形式下，当君主不为老百姓而仅仅为自己服务了，叫僭主政体。贵族就为自己服务就变成了寡头政体，那么民主政体中老百姓不为整体考虑了，一上来就掠夺富人的财富叫暴民政体。这个思想一直延续到利玛窦时期都是如此，所以他到了中国以后就纳闷，不知该如何在原来的亚里士多德理论框架中安置中国的位置。

亚里士多德政体分类

西方真正对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框架进行变动甚至是颠覆的，是晚于利玛窦一百三十多年出生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年），孟德斯鸠影响力最大的书是1748年出版的《论法的精神》。现在回顾孟德斯鸠的这本书，其实很多是不严谨甚至是大胆的胡说。但仅仅从学术和知识的角度是无法理解孟德斯鸠的著作的，因为孟德斯鸠是法国的贵族，但他面对法国的君主集权时内心特别痛恨。理解了这个背景，就容易理解他不便直接地骂法国的君主，而是拐弯地骂东方的君主，他真正想谈的问题是“法国问题”，真正考虑的读者对象是“西方读者”。

所以他将政体分类为专制政体、君主政体、共和政体三类。何谓专制政体？一人统治、无法无天，没有法律的叫专制政体。何谓君主政体？一人统治，有法律如英国一样叫君主立宪政体（其实在孟德斯鸠笔下这两个概念经常是模糊不清的）。如果多数人的统治，那么叫做共和政体。在这本书里面孟德斯鸠系统发挥了“东方专制主义”思想，把整个东方的国家都包括进去。并且经常把中国看作是一个东方专制政体的典型。

此后，这个充满偶然偏见误解也颇为肤浅的“专制”概念，由黑格尔的历史接续，再经过马克思的著作（“封建专制政体”）发展以及冷战时期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鼓吹，终成一股影响巨大的思潮和分析框架。

而将“政体”概念引入中国的，最早始自清末改革家梁启超，其在1902年发表的《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中开篇提出，“政体分类之说，中国人脑识中所未尚有也。”[8]西方这些学者或者革命鼓动家的著作翻译到中国后影响甚广，但包括梁启超在内的一批他同时代的曾经鼓吹过西式政体思维的中国学者，后来都转向文化保守主义，回归中国传统治国理政的思路和经验上来，这是值得深思的，难道仅仅是因为“上了年纪”的因素？恐怕更多是亲见和亲历治国理政实践的高度复杂性后心存敬畏和谦虚了。

如果说利玛窦写的还是“领导决策内参”的话，孟德斯鸠写的就是“革命宣传檄文”了，其客观性和学术性都弱了很多。但孟德斯鸠的偏见也是产生于西方文化土壤的基础上，他不过是在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下无法回答“利玛窦困惑”时的简单应付。批判是容易的，理解是困难的；摧毁是容易的，建设是困难的。

中国自清末以来，尤其是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对自身从秦朝开始已降两千年的政体的判断就陷入到这个理论框架里了。既然是民主/专制的二分法，一般将民主与发展联系在一起当作美好的事物，将专制与落后僵化捆绑在一起当作负面的事情。民主在普通中国民众中也被广泛接受，但是这种西方话语体系中的“民主”是不是符合中国几千年的治理经验？很少有人讨论。尤其是西方在经过熊彼特在其1942年出版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重新从程序角度定义民主概念后，“选举”就成为当下西方民主概念中的最核心内容。“在熊彼特手里，‘民主’完成了从‘人民统治’向‘人民选择统治者’的转型：‘人民’变成了‘选民’；‘民主’变成了‘选主’”。[9]这与中国治国理政的“郡县国家”历史经验和惯性之间冲突就更加深沉而尖锐了。

西方偏爱对抽象的形式问题的结构分析（政体也是政治权力组织运作的形式），与其强调形式逻辑的哲学传统有关，又受到宗教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影响。加之欧洲地理形貌破碎而阻碍统一大局形成的天然缺陷，使得在西方进行政体比较成为可能和长期问题。但这些都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经验不相吻合，因而导致双方的问题意识自然也大不相同。这里本无对错，不过是西方的霸权逻辑和过度自负，导致其“输出民主”的动力特别强劲。但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这是不太可能成功的。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博士刘炳辉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1页。

[2]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4页。

[3]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8页。

[4]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8-59页。

[5]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7页。

[6]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6页。

[7]何新：《希腊伪史考》，北京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

[8]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卷771页。

[9]王绍光：《民主四讲》，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