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总理公署网站看到李光耀先生逝世的声明时，我的心情是沉重的。之所以沉重，倒并非因为在他弥留之际便有嗜血的媒体人提前宣布其死亡，亦非担忧新加坡在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博弈中道阻且长，该国精英治理面临民粹主义挑战与我也无甚干系，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小感伤——没有李光耀先生创建的新加坡，我今天过的会是另一种生活，千千万万和我一样负笈南洋的中国学生都会过着另一种生活。

内儒外法

作为新加坡教育部引进外国人才项目的受益者，我第一次踏上这个赤道岛国，是在2001年。那年我15岁，还很“中二”地在国内某网络论坛上发帖批评新加坡糟糕透顶的“洋泾浜”英语口音。

九年后的2010年，当我挥别那个常年暑热的城市国家、回到祖国的怀抱时，新加坡已经在我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来自重庆和上海的老板都曾这样评价我。我想他们的意思大抵是守序、恪慎，比起中国大陆教育系统里走出来的学生多了一份严谨，少了一份闯劲和想象力。

所以怪我咯？我的初中是新加坡著名的华校，校名虽然叫中正中学，却曾是当地怀揣共产主义理想的学生们搞串联的地方。或许也正出于这个原因，如今的中正中学每个班级都以中华传统价值观里的一种美德命名，与早些年的台湾省倒是不无相似之处。我的班级是“仁”（Benevolence），按照字母顺序，排在后面的还有勇、勤、悯、恕、雅、和、诚、义、忠、谦、敬等班级。从这样规规矩矩的环境里成长出来的学生，大多被修剪得方方正正。

如果细数新加坡人民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除了“怕输”、“投诉”之外，“规矩”也必须榜上有名。不管到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我的新加坡朋友们想到的头一件事情就是查看有什么现成的规矩，而不是随性地天马行空，或者设定新标准。往小处说，它表现在某位友人对中国某大城市最深的感触是“wolau, you Chinese people anyhow drive lah, never follow rules one”（新加坡式英文，意思是：你们中国人开车乱来，不讲规矩）！往大处说，普通新加坡人跟随现有规则带来的效率和收益，远远胜于打破常规、制定新规则的不确定的回报——在多数常规情况下，这当然是正确的。正因如此，许多新加坡人在法制不健全或规矩不成文的社会中生活，需要经历相当痛苦的适应过程。远观新加坡社会，它如同一件高度精密的仪器，在依法治国的法家思想外衣下精确运行，然而实际上这个社会的内核却浸润着中华儒家传统。

虽然祖籍广东的李光耀先生从小说英语和马来语，未曾接受过任何中华传统文化教育；虽然英国前外交大臣乔治·布朗曾评价李先生“哈里，你是苏伊士运河以东最XXX棒的英国人（原话为：Harry, you’re the best bloody Englishman east of Suez.）”；虽然李先生及其继承者们基于现实政治的考量，与中国和中华文化保持着微妙的关系，但这并不影响新加坡的依法治国暗合中国古典价值观——仁礼为儒，布政教化，德刑并施，一断于法。

我在新加坡的九年里，除了吴总理换成了李总理；除了从中国人想象中的花园城市变成了新马泰旅游集散地“坡县”；除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不再像从前的我们那样囊中羞涩得不敢出门理发；除了城市中心地带竖起了一座又一座炫耀着财富的高楼；除了塑胶钞票越来越普及；除了裕廊岛上的工业园区越来越兴旺；除了地铁线路在不断延伸；除了美轮美奂的樟宜机场不断扩建之外，整个社会保持着稳定、秩序，人民波澜不惊地生活，仿佛发生在683平方公里国土以外的事情都与他们没有关系。

新加坡冷峻的执法机器仍旧亲疏不别、贵贱无殊地用尽力量鞭挞着触犯法律的本国人和外国人；当地人民仍旧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中夹杂两句生硬的华语或马来语，并在angmok（红毛，即西方人）面前蹩脚地模仿两句美式俚语；熟食中心的“安哥”、“安蒂”（注：新加坡英语中的uncle和auntie，即大叔大妈）仍旧热情地在铸铁锅里为过往食客翻炒着热气腾腾的粿条；德士（注：新加坡华语中的出租车，系taxi音译）司机仍旧一边带着来自异乡的男性乘客穿梭于芽笼单数巷里，一边吹嘘双数巷中香艳的掌故（注：芽笼单数巷为美食街，双数巷为新加坡合法红灯区）；在莱福士坊工作的白领们仍旧每天戴着假面（盖洛普公司2012年调查显示新加坡是全世界最缺乏情感的国家）在投行、律师行、地产公司大楼组成的森林里穿行；许多社会底层的穷人仍旧蜗居在鳞次栉比的政府组屋里，木然地坐在徒有四壁的房间，透过窗上生锈的铁栅栏望着天空里从印尼飘来的雾霾；在酒店打工的年轻人仍旧熟悉每天凌晨四点半的乌节路，他们在闷热的夜幕下摘掉摩托车头盔，点燃一根黑冰万宝路，涅破过滤嘴上的爆珠，深深地呼吸，呼吸，然后去开足空调的大堂迎接新一天寒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