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综合】今年10月，龙应台在香港以“一首歌，一个时代”为题进行演讲，在问及底下听众的“启蒙歌”时，却意外引发现场集体合唱《我的祖国》，在网络上强势刷屏，龙应台事后也投书媒体，以诸如“简单美丽的旋律”“大河就是大河”等去政治化的浪漫说词，试图重新诠释，同时也是解构这首歌在历史上，以及在该场演讲中，听众集体合唱背后可能的政治蕴含。

赴香港演讲却遇上听众齐唱红歌，让这位多年来靠着兜售“自由与文明”经验，在两岸三地持续笼络影响力的知名作家，一时间有些尴尬。在话题持续延烧的此刻，苦劳网刊文回顾龙应台从2006年1月发表《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等文、背靠西方国家推销各种“先进制度”所引发的论争。

本文为刚逝世的作家陈映真，同年在《联合报》上评论回应龙应台的文章。以下为全文：

由于病体，春节期间只与妻幽居家中。和朋友电话拜年问候时，有人问起我是否读了龙应台女士在1月26日同时刊在台湾、香港、马来西亚和北美华文报纸的一篇文章：《请用文明来说服我》。我回答说，错过了。朋友热心地说他将找到剪报寄来。由于春节休假，收到剪报已是过年之后。拜读之余，龙女士的文章照例文采光华，但也颇多历久未经商榷的一般论述和刻板的思维，如果有机会引起深一层的讨论，不但应该有益，也不辜负龙女士的文章所形成的广泛的公共领域。

陈映真

关于中国大陆之经济发展

龙女士批评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造成“贫富不均”，“多少人物欲横流，多少人辗转沟壑”。

从资本主义发展的世界史看，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制生产方式移行时，必有一段“原始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摧毁农村社会共同体，驱逐农民离开赖以维生的土地，沦为血汗工厂的产业劳动者，或任农村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残酷盘剥而彻底贫困化，以肥大现代工业资本。尤有甚者，从十八至十九世纪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西方以帝国主义的战争和对殖民地的征服与剥夺，来完成这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杀人遍野，十室九空！

从1990年代初开展的大陆“改革开放”，由于超阶级的国家政权的强大，在1949年大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至今无法形成一个强大的社会阶级，土地基本上属于国有，而在中国工业资本形成过程中既存在如“三农问题”的严峻形势，又在现实上因国家的政策干涉，很大程度上减轻和避免了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残酷、痛苦的原始积累（如英国的圈地运动、殖民地剥夺造成的殖民地贫困化、破产和痛苦），而完遂了没有殖民主义扩张和侵略的积累。

此外，作为一个欠发达的大国，中国的大面积扶贫、脱贫计划的成就对中国自身和世界的巨大贡献，即使联合国、世银等资产阶级机构也不能不刮目相看。十二亿中国人民靠自己的努力养活了自己，没有使自己成为世界其他民族、人民的负担。而谈到中国的大面积和大体积经济崛起，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生长点的一部分。她的经济发展，早已发展成世界和平、多极、平等、互惠发展模式与秩序的推动者，努力团结爱好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中小民族与国家，制衡力主自己单极独霸的大国，而卓有成效。

凡此，都只是近十年来世界不分东西、不分南北、不分左右的关于中国的世界舆论中三复斯言的。龙应台女士不是对此太不熟悉，就是被对中国的刻板成见所蒙蔽。

关于民主和自由

龙应台女士照例要谈到大陆的“民主”。但历来“民主”、“自由”的论说往往被美丽的辞语抽象化和绝对化。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约翰．洛克倡言“自由权”、“自由同意权”和推翻封建贵族王政的权利。但他以自己的资产阶级地位和观点，同时否定劳动阶级有执政的能力。他公言以暴力对付贫民，以法律拘束贫穷的“流浪者”、“乞丐”，强迫穷人在残酷的“习艺所”劳动三年。在洛克看来，有资格参与“社会契约”的“自由人”，只限于贵族、银行家、富裕商人、士绅和开明地主。

日本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福泽渝吉，也以美丽的辞藻宣说人的自由与不可侵夺的平等。但这同一个福泽公开说不服教化的殖民地台湾“土著”（指的是龙应台意义上的“台湾人民”，而不是原住民），日本又可得而赶尽杀绝之。而也是同一个福泽至今有肖像印在日本纸钞上，表达日本对这个伪善的帝国主义者的崇敬。

如此，抽象、绝对的“民主”与“自由”是向来没有的。考虑“民主”与“自由”不能不参照不同历史、社会、阶级诸因素。在中国大陆，我就遇见过几位对当下大陆社会政治有“异议”的知识分子说，“可是没有共产党，也没有今天的我。”他说“解放”之前，他是旧社会中毫无机会上进的阶级。他因此特别同情大陆媒体上报导因家贫无力就学的青年。在大陆有成千上万的个人和家族有过“翻身”、“解放”的体验。对这些人，“自由”、“民主”就不是绝对化、抽象化的乌托邦。

最后我试着把“自由”、“民主”和社会经济条件参照起来看一看。据统计，人均国民所得在美金一千元时，社会贫富不均扩大，失业严重，社会动乱因子变大，从而政治上社会压制（所谓“不民主”）增加。

台湾人均国民所得一千美元左右的时候是在1975年（略不足一千）、1976年（略超过一千）和1977年（明显超过一千）。考察这三年的台湾政治“自由”、“民主”的具体状态：1975年10月，白雅灿因批评国民党政治被捕下狱。11月台湾资产阶级民主化运动的机关志《台湾政论》被勒令停刊，“割断”“喉咙”。1975年陈映真从政治监狱释放，系狱七年。1976年6月，因“台独”案杨金海被捕，判处无期徒刑，同案颜明圣判十二年徒刑。10月黄华因台独案判十年徒刑。同月，“台独”派民主杂志《台湾政论》被勒令撤销出版登记而非法化。1977年元月，王幸男“台独”案发，判处无期徒刑。11月，中坜发生“中坜民众抗争事件”后被弥平。三个月后，1978年元月，左翼青年的“人民解放战线”案侦破，戴华光判无期徒刑，赖明烈判十五年，刘国基判十二年徒刑。当然，不应该忘记，1977年国民党也发动了一场大规模镇压台湾乡土文学的运动，严重伤害台湾文学表现的自由。

大陆人均国民所得到达一千美元时大约在1992年后。一直到今天，相形之下，大陆在这一段时期中的政治性“不民主”的逮捕镇压事件，和人均国民所得也在一千美元上下的台湾相比对，应该使习惯性地经常不假思索就咒骂中国大陆“在追求民主大浪潮中，它（中国大陆）专制集权”的人，不老是那么自以为义吧。

作家陈映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