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中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进程。一百七十多年来，我们这个民族面对的是“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之前仆后继、不懈奋斗，其间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历史性选择。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彻底解决了绵延百年的“救亡图存”悬题；而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举世瞩目，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成功地开创了一条独具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夙愿在一定的意义和程度上得到了初步的实现。当中华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时，怎样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不可回避地又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由程亚文、王义桅合著，群言出版社出版的《天命：一个新领导型国家的诞生》一书，试图在这方面做出一些有益的探索和思考。这部著作以“天命”为主线，在纵论时代巨变和中国复兴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如何成为领导型国家这一新的历史性课题。如果套用前两个历史性课题分别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四个字来表述的话，这一新的历史性课题似可以用“引领世界”四个字来概括。本书除前言和结束语外，共分“回到常规的世界”、“文明中国的再出发”和“开创一个新时代”三个部分，在叙述上则分为依次递进的三个层次：一是“世界怎么了”，谈世界发生的重大变革；二是“中国的新使命”，谈中国要站在自身历史和人类文明的新高度，承担起引领世界的历史责任；三是“中国如何做”，谈中国在世界大变局中的具体战略运筹。正如乔良将军在为本书所作的序中所说，读罢全书，令人振奋的不仅是那些让人血脉贲张的文字和不失理性的进取心所激发出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更是作者站在人类文明高处，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所做的思考。

程亚文、王义桅/著  《天命：一个新领导型国家的诞生》，群言出版社出版

本书在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这样一个判断：“2008年以来的欧美金融危机及西方世界的衰落景象，显示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所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已陷入崩溃，西方世界近世以来用以处理自身及全球性问题的思想知识和制度体系——也就是西方文明的效用已发挥到极致，世界急需新的国家走到前台，提出并实践新的价值观念、知识体系，推进新的制度安排，为全球生活提供公共产品。”全书所有的论述都是围绕着这个判断展开的。

众所周知，由于西方国家在文艺复兴时代之后，率先在全球开启并完成了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因此，过去的几百年是西方国家建立世界秩序并主导世界历史进程的几百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总体上说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家在主导世界秩序，尽管有过不短的美苏两霸对峙和共治的冷战时期，但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世界的秩序主要是由美国在维持的。具体来说，现今的世界秩序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家所提供的思想、知识、制度、组织乃至经济、金融和军事力量建立起来并维系着的。在思想、知识、制度层面有普世价值、选举民主、议会政治、多党制、福利制度，在组织层面有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七国集团等，在经济、金融层面，美元始终保持着全球“一币独大”的地位，在军事层面有北约和美国主导的双边和多边同盟安全体系及遍及全球的军事基地。改革开放以来，在科学判断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情况下，中国有原则地、有条件地、逐步地融入这一世界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抓住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取得了超常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

然而，最近十多年，世界各地出现了大量的政治动荡表明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家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出现瓦解的迹象，美国及其盟国所打的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几场战争导致国力大受损耗，只得草草收场，2011年席卷西亚北非的“革命”对美国来说也是事与愿违，而当前的乌克兰危机、IS突起和叙利亚内战恐怕更是美国所难以承担和解决的。问题还在于2008年爆发的欧美金融危机以及其后演化出的债务危机，不仅暴露出欧美国家产业空心化和过度福利的严重问题，还说明他们所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难以为继。这些正象本书所说：“西方世界当前的狼狈局面，无疑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美用于解决自身及国际问题的那些方案业已失效，霸权体系面临解体。”显然，当今世界需要新的力量、新的思想、新的知识和新的制度，来建立新的秩序。这一点连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提出世界正在迎来自由民主制度一统的“历史终结论”者弗朗西斯·福山也意识到了，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看法，并把研究的视角转向中国，包括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