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克里米亚就是否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举行了全民公投，所有选票的统计结果显示，有96.77%的选民赞成“脱乌入俄”。1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克里米亚领导人签署了克里米亚成为俄罗斯一部分的条约。他也在昨晚（1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己尊重克里米亚人民的自主选择。这次方式与乌克兰1991年脱离苏联的独立公投惊人的相似：那次公投以90%以上的得票率制造了乌克兰的独立。现如今，克里米亚人依样画葫芦，同样以一次公投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与此同时，乌克兰自去年11月开始的大动荡却远没有划上句号。西方知名杂志《经济学人》月初甚至为此发表了一篇题为《民主病在哪儿》的文章，开始就乌克兰局势反思民主遭遇的困境。文中一句话耐人寻味：“大体上讲，民主国家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富裕，卷入战火的几率较小，反腐败更加有力。”

这个“大体上讲”大体上是得体的，因为每当人们觉得西式票选民主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时，一堆新兴“民主”国家就“脱颖而出”做反面教员，比如现在的乌克兰：经济上贫穷落后，政治上腐败不堪，而卷入战火的几率倒成了20多年来唯一还能直线上升的指标。断言乌克兰的“民主”转型失败，已经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只是在于，乌克兰的“民主病”在哪儿？

一、民族国家建构存在先天不足

现在被我们称为“乌克兰”的地方，实际上是一个地理名词，至多不过是个行政区划。历史上独立的乌克兰国家只在十月革命后短暂出现过，但仅维持了几年时间就难以为继。这是由于乌克兰长期处于东欧列强争霸的焦点，弱小的乌克兰民族根本不可能维持自身独立。相应的，乌克兰人很早就选择同文同种的俄罗斯人作为同盟者，结成命运共同体。

乌克兰现有领土也是沙俄—苏联不断向西方扩张所形成的。由于并入俄罗斯的先后顺序，对俄罗斯的东正教文化接受程度存在差别，而原有统治者也在各自的地区打下了自身烙印。东部地区接受了东正教，而西部地区却保留了天主教传统，两种文化的交融甚至孕育出“东仪天主教”这一奇特的分支——行希腊教会的礼，服罗马教廷的管。

乌克兰各地区差异之大，甚至于用我们耳熟能详的以第聂伯河为界的东乌—西乌两分法都不能完全说明。即便按粗略的标准，乌克兰也至少可以分为下表的五个部分。

在苏联时代，各加盟共和国实质上相当于我国的省级行政区，其领土划分不过是一种国家内部的区划调整，完全是出于行政管理的考虑，毕竟在当时没有谁会想到这些加盟国会独立，更想不到独立时会全盘照搬苏联时代的边界划分，而不考虑历史、宗教、传统、文化等其他更为重要的因素。于是，当1991年乌克兰仓促独立时，这些有着不同历史渊源、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民族构成、不同文化背景的地区就被一股脑地捏到了乌克兰共和国境内。这样的国家看似坐拥欧洲排名第二的领土面积，但实质上一盘散沙，毫无凝聚力可言。

2010年的总统大选充分体现了这种联合的松散程度，自东向西形成了层次分明的特色。亲俄的地区党候选人亚努科维奇得票率在最东部的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州超过90%，向西逐渐递减，到了利沃夫周边的三个州甚至连10%的选票都拿不到。亲西方的祖国党候选人季莫申科的得票率相应地此消彼长逐渐递增。

与此同时，作为苏联的继承者之一，乌克兰也继承了苏联复杂的民族关系，不大的国家境内竟生活着大大小小130多个民族，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纠缠不断的冲突——乌克兰人屠杀过犹太人，俄罗斯人驱逐过鞑靼人，乌克兰人打过俄罗斯人。这些地域冲突和民族矛盾，使得构建一个民主的民族国家所需要的最基本的和解与包容都无法培育起来。

作为苏联的继承者之一，乌克兰也继承了苏联复杂的民族关系，不大的国家境内竟生活着大大小小130多个民族。

二、去苏联化破坏了共同的历史记忆

如上文所述，现今的乌克兰之所以形成，纯粹是苏联使然，后者也是唯一一个曾经囊括了乌克兰共和国全境的政权。苏联时期形成的共同历史记忆本来应该成为乌克兰各族人民寻找共识的出发点，但乌克兰独立后，基于其独立合法性考量，反其道而行之，将苏联历史描写得一团漆黑，妄想以共同的“苦难记忆”为基础构建共同的民族意识。

这种构建首先在历史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苏联统治集团中俄罗斯人所占的比例相对其人口总数而言，可谓是微不足道，反而是乌克兰走出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及其乌克兰亲朋故旧，统治苏联长达28年之久。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去苏联化”上甚至更进一步，在苏联、共产主义和俄罗斯三者之间划等号，将苏联在上世纪30年代发生的大饥荒说成是俄罗斯人针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行为。死亡人数也被层层注水，到了亲西方的时任总统尤先科那里，一跃为1000万，几乎到了失去理智的境界。

在宣扬“种族灭绝”的同时，乌克兰反对派和民族主义者企图通过推倒列宁像，割裂乌克兰与苏联的历史联系。但告别列宁之后，又有别的什么形象能把乌克兰境内所有民族凝聚起来呢？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竭力想把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塑造成乌克兰的莎士比亚，制造新的民族认同。但舍甫琴科和俄罗斯等少数民族毫无瓜葛，况且其一生反的不过是沙皇的专制统治而已，和列宁干的是同样的事情，后者也同样利用舍甫琴科作过宣传，让乌克兰人深信沙俄是各族人民的牢狱。

这样一来，去苏联化就破坏了乌克兰各地区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也激化了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两大民族的矛盾。俄罗斯人在乌克兰总人口中占17%，这并不是一个可以被忽视的数量。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比例甚至说明不了俄罗斯人在乌克兰的真实影响。俄乌两族人民长期以来共同生活，血早就流到了一起。网络上通常把俄罗斯人称为“大毛”，乌克兰人称为“二毛”，而俄乌混血的“一点五毛”在乌克兰境内则比比皆是，他们虽登记为乌克兰人（同中国一样，前苏联的少数民族也有种种优惠政策），但仍以俄语作为母语，就连季莫申科都有着一半的俄罗斯血统。以国家行为进行的反苏反共最终反俄的宣传，令俄罗斯人与基辅当局离心离德。

由于乌克兰私有化、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遭遇灾难性的失败，这种“忆苦思甜”式政治宣传最终却让人不得不“忆甜思苦”。在政治上受气，在经济上受罪，但凡时机成熟，脱乌入俄不过是必然的选择。

三、不切合国情的选举制度进一步激化矛盾

乌克兰的议会选举制度经过多次修改，目前实施的是简单多数制和比例代表制混合的选举制度。议会中的450个席位，一半分配到各个选区，候选人只要在该选区获得多数就可以直接当选议员；另一半则根据全国范围内的得票情况在各个政党之间按得票比例分配议席。

这种以选区为基础的选举制度在西方一些民族成分比较单纯、政治秩序比较稳定的国家的确能够更好地保护地方选民的利益。但是，在乌克兰这样地域冲突、民族矛盾都很尖锐的国家，这样的选制无异于火上浇油。一个政党如果声称代表某一个群体利益，往往能够在特定的选区稳定当选，而如果标榜“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等“普世性”意识形态，基本上就只能去竞逐仅占一半的比例议席了。

最近一次的2012年议会选举把这种情况反映的淋漓尽致。公开声称自己代表东部俄语区的地区党在总得票中仅获得30%选票，但在东部选区几乎全部取胜，一下子获得了半数以上的选区议席，加起来在议会中就占到了40%以上。而自由主义政党“打击党”只获得6个选区议席，共产党则甚至一个选区都没有拿到。

由于乌克兰国内缺乏最基本的政治共识，各政党的政见也趋向极端。在“两大三小”的五个主要政党之间，相互的分歧可谓天差地别。两大党地区党和祖国党分别代表了东部和西部两种地方主义，而三小党则体现了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这三种政治光谱中最极化的意识形态。这就呈现出西方政治学所谓的“极化多党制”特征。按照东部—左翼和西部—右翼划分的政治营垒之间泾渭分明，毫无妥协余地。同时，政党反过来又塑造了选民。通过煽动性的宣传鼓动和对抗性的政治运动，地区之间、意识形态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四、暴力夺权制造政治动荡

在上述政治格局下，乌克兰任何一个执政党上台都是以一部分选民的“极为满意”和另一部分选民的“极为不满”为条件的，全国性的中央政权就很难取得全民认同。乌克兰国内也不存在一个类似美国最高法院或是泰国普密蓬国王的能够居中调停的仲裁者，最终使得这种不适合乌克兰国情的票决民主制度，失去了其存在、运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政治权威与法律保障。

特别是西部—右翼政党参与选举往往“愿赌不服输”，当选的时候认账，一旦落选便翻脸不认，以所谓的“选举舞弊”为借口，转而跳出票决民主政治的框架，通过街头政治直接夺取政权。例如，2004年总统选举中，亚努科维奇本已在民主选举中获胜，不甘心失败的尤先科却煽动其支持者发动“橙色革命”，用类似于墨索里尼1922年“进军罗马”的方式占领基辅，迫使选举结果作废。

尤先科的胜利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也给更多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壮了胆。既然拳头有用，那要选票干什么？如果说2004年还只是一种街头政治的话，到了2013年底，则基本升级为武装暴动了。反对派根本不再尊重民选总统和政府的权威性，甚至连自身同总统达成的协议都无视了，直接用暴力方式一栋一栋地夺取政府大楼。他们也不再避讳自身和法西斯、纳粹的联系，打先锋的先头部队正是号称“自由联盟”的乌克兰新纳粹组织，而夺权后新任的乌克兰驻联合国代表迫不及待的否定纽伦堡审判，公然为老纳粹分子平反，已经到了胆大包天的地步。

乌克兰独立广场上的右翼示威者正在行纳粹礼。

而在整个过程中，军队、警察这些本应该与反民主的非法暴力手段相对抗的合法暴力机器，却囿于自身的派性和所谓“人道主义”、“国家化”原则，对国内的动乱更多地采取一种观望态度，等于给这些反民主的暴力分子撑腰壮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没有有效的强力机关作为支撑，民主的根基同样得不到巩固。

五、外部势力插手干预内政

英国地缘政治学大师麦金德曾经有过一个论断：“谁控制了东欧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就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就控制了世界。”这一理论尽管被冷战的事实所否定，但东欧的战略位置之重要是毋庸置疑的。乌克兰很不幸地就处在这个焦点位置上。

苏联解体后，北约、欧盟相继东扩，波兰、捷克等原华约国家乃至波罗的海三国等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加入这两个组织。这些天主教斯拉夫国家经济和政治转型都比较顺利，给了同样有着大量天主教徒的乌克兰人以信心，认为只要加入欧盟，得到西欧发达国家的“输血”，不需要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能够迅速繁荣昌盛起来。

且不说这种看法本身有多么幼稚，乌克兰投向西方这一行径也是俄罗斯无法容忍的。在二战中，苏联西南方面军近百万大军在基辅城下和德国人全部拼光也不肯东渡第聂伯河而去。这是由于俄罗斯文明的发祥地就是基辅地区，乌克兰和基辅之于俄罗斯，就相当于陕西省和西安市之于中国。同时，乌克兰地区又像一把尖刀直插俄罗斯心脏，假如乌克兰成为欧盟甚至北约成员，那俄罗斯人赖以击败拿破仑和希特勒这些西方侵略者的战略纵深将不复存在。因此，乌克兰问题既关乎俄罗斯文明和东正教世界的尊严，也涉及到俄罗斯民族生死存亡的核心利益。

除了政治因素，在经济上乌克兰同样不能脱离俄罗斯单独存在。乌克兰经济既离不开俄罗斯的能源供应，也需要俄罗斯作为对外贸易的最主要市场。因此，务实地讲，乌克兰除了向俄“一边倒”并没有第二种选择。而“倒向西方”这张牌只不过是和莫斯科讨价还价的筹码而已。这张牌就像核武器一样，只有没被使用的时候才具有作用，真正打出去，那带来的就是灾难了。

但要同俄罗斯和西方两头侃价，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国内必须充分团结，在国际舞台上用一个声音说话，可这是乌克兰不具备的。国内的两极分化恰恰给了各方插手乌克兰内政的机会，甚至国内政坛明显地以亲俄和亲西方分割阵营，国内政治完全国际化。于是，乌克兰的票决民主制度连其存在的最起码的基础都不存在了：这种制度究竟是真正代表选民的利益，还是俄罗斯与西方争斗的角斗场呢？

除了上述种种带有“乌克兰特色”的问题，东欧国家特别是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转型所带有的普遍性问题在乌克兰同样存在。例如，在经济上，乌克兰实行的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改革收到了“立竿见影”效果，独立第二年即1992年通货膨胀率就达到了2150%，到了1993年更是急剧上升到10256%。这样的经济改革只需用两个字就能概括——“灾难”。在政治上，不适合乌克兰国情的票决民主政治所保障的自由实际上只是官僚和寡头无法无天的自由，乌克兰反对派这边刚抄了亚努科维奇的豪宅，让世人大吃一惊；对面立马抖出了季莫申科的豪宅，同样令人大开眼界。

亚努科维奇占地140公顷的豪宅全景

季莫申科住豪宅照片被曝光

可见，瓦解一个僵化的共产党政权很容易，只需要几只大老虎在别洛韦日森林里开个短会就可以了，而要真正建立一个巩固的民主政权却很难，至少需要公民对政治有最起码的共识，政党对选举有最起码的尊重，国家对内政有最起码的自主。否则简单化的票决民主，只是把一群天天骂执政党的反对者换上台成为统治者，再加之广场政治的催化，甚至造成国破家亡的局面。乌克兰的今天就是很好的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