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至北宋一段时间，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场“都市化”的变革，中唐时，全国有26个超过10万户的大城市，而且这些城市集中聚集了国内大多数的官员和富贾，市民生活逐渐成为城市生活的中心。这一时期，大量的茶馆、酒肆、饭庄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娱乐场所开始顺应时代，逐步出现在了里坊中。长安西市东南的兴化坊有“以贩缯为业”（《太平广记》卷四八六《无双传》）；丰邑坊“多假贷方相送丧之具”（《两京新记》卷三）。人们越来越希望可以过上“夜生活”，不愿意接受夜间回到里坊中只能居住的生活了。

到了晚唐，扬州等商业十分繁荣的城市已经开始在坊内建立大量商店，甚至开了夜市，突破了宵禁的限制。此时，“里坊”这面墙，已经有被拆掉的趋势了。皇帝曾经试图阻止过这种混乱，无奈不起作用。唐德宗时，里坊制度基本破坏，被迫赦诏“坊市之内，置邸铺贩鬻。”（《册府元龟》卷八九）

在五代十国混乱时期，里坊制度更是乱上加乱，先是“大梁城中民侵街衢为舍，通大车者盖寡，上命悉直而广之，广者至三十步，又迁坟墓于标外。”（《资治通鉴》卷二九二）统治阶级你争我夺还来不及，根本没时间去管城市里坊的琐事。虽然周世宗柴荣曾经整理过里坊的破坏，但也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承认居民面街而居的合法化。

宋代是我国城市多方面都发生了相当大变化的时期，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市坊制度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于是，封闭的“坊”“市”制度解体，开放型空间结构开始形成。宋代的商人在进行商业活动时已经不用在特定的地点设立集市，而是根据自己的产品特点或者自身需求自行选择适当的地点，因此在宋朝出现了繁华热闹的商业街。这些商铺可以面向街道直接开门做生意，即便他旁边还是一个普通居住的百姓家。同时，这些商铺的营业时间也不受限制，只要有商机，随便随街布置，店主甚至可以24小时营业。

里坊制度被打破，街道划分变成坊巷制，坊成了地名标志，“墙”和“门”都被拆了。宋王朝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管理机制，设立了“厢”一级的管理机构，开封城就分为 10 厢 121坊，内城 4 厢 46 坊，外城 6 厢 75 坊。每厢都设有厢吏来进行管理。

所谓坊巷制，就是以坊为名称，按街道和巷子分地段而规划的居住制度。在坊街上建立了“坊表”，“坊表”上书写坊名，表明两个坊表所截取的那段街巷名称，此时，“坊”的本意基本完全丧失。

坊巷制的建立，使得主要街道和中心区域的政治性减弱，商业性增强。在皇城正南的御路两旁有御廊，允许商人交易，城南州桥地段及城东宫城附近地段商肆云集，形成内城的中心商业区。御路两旁，州桥以北为住宅，州桥以南为店铺。而城东的马行街则街道住宅与商店混杂。随着自由度的提高，夜市的生意也逐渐多了起来。酒楼、餐馆通宵营业，《东京梦华录》里记载：“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此时还出现了大型综合娱乐场所，被称为称为瓦子、勾栏，在里面有杂技等各种表演，还有茶楼、酒馆，俨然是一副购物中心的样子。

《清明上河图》局部：该图真实反映了北宋汴京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

北宋末，新的城市坊巷制度开始规划形成，按街巷分地段组织聚居的坊巷制来规划城市居住。在这些社区坊巷内设有商业网点，甚至有学校。每一个居住的社区里都配置了瓦子酒肆、茶坊、浴室。住宅与商店都直接对街巷开门，从此彻底结束了市坊区分的古典城市里坊体制。

正是这种街道与住宅交错，里坊的墙被拆除，才能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发展，商业的进步，也有了潘金莲与西门庆相遇的可能。

宋朝留下来的城市规划，一直影响到了后世元明清朝代。清朝时，城市人口又一次增加，城市也开始突破城垣向城外发展，城市内部，由于商业经济发展，地方性和行业性的会馆建筑也显著增多。城市整体规划历经元明清的不断继承与营造，基本达到了当时情况下的鼎盛水平，这种情况一直维系到鸦片战争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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