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最近的一档节目中，声称“大陆还有2、3亿人口是文盲”。这种观点让作者感觉十分有趣，恐怕他并不清楚大陆在扫盲这条道路上付出了多少辛苦与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对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都要有一个新开始。相对应的，扫除文盲、提高农民的识字率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难题。

受旧教育体制的影响，加上近代以来连年征战，工农阶层的受教育权利长期被剥夺。当时，全国近乎八成左右的民众都是文盲，而这其中，工农占据了绝大多数，妇女文盲又成了工农群体中的大多数。

对于那个时候一般的农村来说，虽然有一些数量不多的小学学堂，但普通儿童根本上不起，能上学的都是有钱人家的男孩子，女孩子和一般人家的小孩基本全文盲。那些上学的孩子有时也会读几年就辍学了，属于半文盲状态。

1949年，黄渡地区的青壮年中，81.4％是文盲。在贫农、下中农的家里找不到一个识字的人。如沈家浜村解放前24户人家，有19户三代都没有进过学堂门，家家户户连一支铅笔也找不到，写一封信都要去四里以外的镇上求人。此时的全国来说，小学也仅有28.9万所，在校学生2368万人。

外国人拍摄的40年代上海街头：农村妇女正向代人写信的人口述生活近况，以寄给她在城里的亲戚

在这种形势下，处于政治经济发展上的考虑，扫盲运动就不得不提上日程了。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指出，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11月，教育部成立“识字运动委员会”，专职领导农民、工人、干部的扫盲教育。12月，政务院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从1951年开始进行全国规模的识字运动，并颁布《关于开展一九四九年冬学工作的指示》，指出冬学运动是适应广大群众需要的、与实际工作密切结合的教育方式，能够切实推动识字运动的开展，应当在全国农村中普遍试行。

“速成识字法”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某部文化教育指导员祁建华在部队干部和战士学文化的过程中创造的一种认字法，分三步教学：第一步学会注音符号和拼音，掌握识字的辅助工具；第二步突击识字，先求会读，初步会讲；第三步学习语文课本，展开阅读、写字、写话活动，巩固已认的汉字，并进一步提高。由于该法借助符号和拼音等辅助工具，能够先读再写、突击认字，一般只要半个月就能认识1500个字以上。

教育部在1951年12月，召开了“速成识字法”座谈会。次年5月，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的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将要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的工人农民中，大力推进速成识字法，有步骤地扫除文盲。

那个时候，新中国刚刚建立，上下的积极性都很高。这个政策出来之后，村子里的人更是争先恐后地参与学习。有的地方甚至一家子全部都报名，父母替子女报名、妻子替丈夫报名都是普遍现象，每一个报名的学员都表示一定会坚持学到底。

学习的过程中，还会有比赛学习。在1952年8月的新华社新闻稿中可以看到，这个月举办的全军运动会上，甚至有过“识字赛跑”和“文化测验”的项目。至于在田间，识字比赛更是常见，一些学员家中的墙上、门上甚至是劳动工具上也都写着字。有时候，一个识字“积极分子”的称号，可以让邻居家羡慕好一段时间。

新华社公布的关于1952年全军运动会识字赛跑的老照片

虽然扫盲行动如火如荼，但在推行过程中，有些地方不顾实际条件，也出现过一些急功冒进的情况。“速成识字法”中过急过躁、不能稳固的缺陷也日益突出。在1952年结束后，全国真正意义上的扫除文盲仅有55.04万人，一些人原本很快学会了，但没多久就忘记了。

1953年1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的大区文教委员会主任会议上提出，文化教育工作要按计划办事，指出扫盲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任务，不是三五年而是需要十几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完成，要求继续纠正1952年秋后扫盲工作的冒进倾向。

针对无统一扫盲标准等问题所引发的工作缺陷和杂乱，1953年11月24日，教育部根据干部、工人、农民的不同对象，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界定了文盲、半文盲概念，颁布统一的扫盲标准及相关脱盲考试的规章制度，即《关于扫盲标准、毕业考试等暂行办法的通知》，规定“在识字方面暂以能识到500字以上而未达到扫盲标准者为半文盲；不识字或识字数在500以下者为文盲”；“农民一般可订为认识1000常用字，大体上能阅读最通俗的书报，能写农村中常用的便条、收据等”；“扫除文盲的毕业考试，由各扫盲基层领导机构或专职干部、教师主持……考试内容：可分为识字、阅读、写作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