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范勇鹏】

上篇文章，我讲到美欧分裂背后的第一个矛盾——美国与欧洲文明在地中海性上的差异，这次要讲的是另一个深层矛盾，安全矛盾。

以二战和特朗普当选为两大分水岭，美欧各自的安全关切发生过两次大的逆转，它在深层次上决定着美欧关系的状态。

事情还要从地中海文明圈说起。中国、美国这样的国家，地理环境都像一个摇篮，当然美国的摇篮比中国的要安全得多。地中海地区，用《三国演义》里的话讲，就是一个“四战之地”，四面缺乏天然屏障，但经常会冷不丁地冒出一个民族，走城门似地在这个地区来来往往，兴起、征服，然后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所以安全困境是地中海民族永恒的梦魇，他们就像漫步在《三体》描述的“黑暗森林”，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

作为地中海文明的一隅，欧洲的地理环境在贸易和财富生产方面不如其它地区便利，但是反过来看，在易守难攻方面要优越一些。所以罗马之后的欧洲民族得以避免被征服，各自形成了长期分裂的蛮族国家体系，也就是今天国际关系体系的雏形。这个体系带着地中海文明的核心基因印记——安全关切。

一群大小差不多的国家相互角力制衡，倒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都存在过，美国人闹独立后玩命也要建立联邦，也是怕北美形成几个国家，上演一出“三国演义”（《联邦党人文集》有专门针对此问题的辩论）。但是这种局面在欧洲大陆成了一种近乎永恒的格局。无怪乎乔姆斯基说：“在刚刚过去的一千年，战争一直是欧洲各国最主要的活动。”

那么为何欧洲的“三国演义”就总也演不完呢？英国这个海岛国家的存在是个重要原因。美国外交史家米德把这种情况比喻成“瓶中之蝎”：大陆各国就像是困在瓶子里的蝎子，每当某只蝎子强大到可以爬出安全困境了，外边的英国就负责把它扔回去。英国人管这叫“光荣孤立”，欧陆国家恨得牙根痒痒却也没辙。

因而，对安全的忧虑几乎写满了欧洲政治思想史的每一页。就连英国，其实也未能完全超脱安全困境，毕竟英吉利海峡最窄处的多佛尔海峡只有33公里宽，即使是在罗马时期，渡海入侵也不是难题，诺曼人、维京人、法国人、荷兰人、西班牙和德国人都曾经开船去不列颠“约架”，有胜有败。

英国是在近代海军优势和海洋帝国建立起来后才基本跳出了安全困境，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英国政治哲学从霍布斯到洛克的转变，经济哲学从重商主义到亚当·斯密的转变。

又要说到美国这个游子，它从很小就忘记了危险是什么，除了1812年美英战争中被英国烧了首都，之后几乎没受到过本土威胁。换作任何一个国家，要是只有印第安人和墨西哥、加拿大这样的邻国做成长伴侣，它不伟大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托克维尔在1830年如此评价美国：“联邦政府至今已经存在50多年，但它的生存只遇到过一次危险，那就是在独立战争时期……从此以后，美国再没有进行过一次需要坚持到底的严重战争。”

“美国的大幸并不在于它有一部可以使它顶得住大战的联邦宪法，而在于它处在一个不会发生使它害怕的战争的地理位置。”

“我不相信英裔美国人带着他们现在的思想、宗教和民情迁回到欧洲，在不大大改变他们的法制的条件下能够生存下去。”（见《论美国的民主》）

美国冷战时期的著名外交官乔治·凯南说，美国人已经“变得非常习惯于他们所享有的安全”。（见《美国外交》）

这种安全感使美国人根本无法、也不屑于去同情欧洲人的忧患意识，他们自信、欢快、“不羁放纵爱自由”地和全世界做着贸易，就像美国前总统柯立芝所说：“美国主要正事就是做生意”。天天打仗根本没工夫做生意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气得大骂：上帝对傻瓜、醉汉和美国人格外眷顾！

可是，这些和美欧关系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安全关切不仅是我们理解美欧不同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模式的一个关键角度，而且是解释美欧关系的一个核心变量。

由于安全关切的不同，美欧虽然在文化上同根同源，但是行为模式的差别就像汪星人和喵星人那么大，双方的交往常常是白天不懂夜的黑。

在二战之前，欧洲人每天的工作就是互怼，因为19世纪的欧洲列强已经是世界老大了，除了自己的欧洲邻国，其他地区都是战斗力接近于零的渣渣。为了在家常便饭般的战争中生存，欧洲人发明了好多方法，如1648年签了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了大小国家平等、领土主权独立等一系列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目的之一就是防止欧洲重演中国的战国模式——大家被某个野心家吞并。

再如，法国大革命后，欧洲又搞了个“神圣同盟”，各国王室无私地帮助别国绞杀革命，维持欧洲国家体系的正统性。

说白了，这些方法的目的都是要保障欧洲国家的生存安全。在欧洲向全球进行殖民扩张的过程中，这种安全竞争也外溢到世界各地，比如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英法七年战争、拿破仑战争等等，都将欧洲安全竞争扩展到了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