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曾在《衰落的美国》一文中指出，美国政治正在走向衰败，整个国家相互制衡的宪政体制，加上党派极端分化，以及不断兴起的拥有雄厚资金的利益集团，催生了我所认为的“否决政治”。这一体制更容易阻碍政府落实公意，而非助政府一臂之力去提升大众利益。经常出现的预算危机，停滞不前的官僚体制，以及缺乏政策革新，这些都是政治体系处于混乱中的标志。

从表面看，2016年的总统大选似乎验证了这一分析。曾经一度骄傲的共和党在提名环节就失守于唐纳德·特朗普略带敌意的接手掌盘，并由于种种内部矛盾而出现了内部分歧。然而在民主党方面，在政府叱咤风云多年的希拉里·克林顿则出乎意料地面临了来自伯尼·桑德斯的激烈竞争，这位已经74岁高龄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不论针对何种议题，从移民、金融改革、贸易，到长期停滞的收入，两边的绝大多数选民都反对如今的当权派，在他们眼中，这些当权派既腐败又假公济私，选民们更青睐于激进的“圈外人”，希望能对美国政治来一个“彻底洗牌”。

但是，事实上，这场混乱的总统大选显示出美国民主在某些部分比我们所预期的运营起来要更有秩序。不论一个选民决定投给谁，每个州的选民都会纷纷涌向投票处，并且试图从那些利益集团和寡头们手上夺取发言权。杰布·布什（老布什之子和小布什的弟弟）是理所当然的共和党候选人，竟然在花费了1300多万美元的选举经费（其中包括打造他的超级PAC）后于今年2月宣布退出选举，这让他颜面尽失。与此同时，桑德斯将竞选资金筹集重心放在小额筹款上，并承诺要让那些支持他竞争对手的金融精英们失望，而桑德斯也确实筹集了比杰布·布什更多的资金，并且全程都紧跟希拉里步伐，与其不相上下。

其实，这次选举背后真正的意义在于，经过几十年的变迁，美国的民主终于要直面不断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以及每个人都需面对的经济停滞问题。社会阶级固化再次重返美国政治舞台，成为核心焦点，超越了其他例如种族、民族、性别、同性恋、地缘等等的社会分歧，主导了近几次选举的讨论议程。

精英和平民阶层间的财富鸿沟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不断扩大，但只有到了当下这个局面，这一贫富差距才影响到了国家政治。真正值得解释的并非为何民粹主义者在这一周期中可以形成这样的利于他们的局面，而是为何他们花了如此长的时间去达到这一目的。除此之外，尽管得知美国的政治体系并非如大多数人所想象的如此僵化，也并非严格受制于财富精英，这着实令人欣慰。但那些民粹主义改革者们所兜售的那些所谓“妙计”，实际上是完全无用的，如果一经采纳，更有可能阻碍经济增长，使本已艰难的境况更加雪上加霜。所以，尽管那些精英们从自身的自以为是中惊醒，如今也要轮到他们来出谋划策，去解决那些他们再也无法否认与忽略的问题。

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

近几年来，人们越发不可否认对于大多数美国公民而言，国民收入已经长期停滞不前，即使精英们比以往表现更出色也无济于事，整个美国社会的不平等在加剧。一些最基本的事实也表明，国民财富的巨大增长是由金字塔顶端的1%的人所贡献的，更确切的说，其实是那排在社会尖端0.1%的人贡献的。如今这一政治周期的博人眼球之处在于，关注点已经开始转移，过度的寡头政治不再是关注的重点。反之，落后民众的困窘生活被提上议程。

最近的两本书，查尔斯·默里的《分崩离析》（Coming Apart）与罗伯特·普特南的《我们的孩子》（Our Kids），以令人感到沉重的细节刻画了如今美国新的社会现实。默里和普特南在政治立场上完全不同，一个是保守的右派，另一个则是主流的自由主义左派，然而他们所提供的数据却是契合的：工薪阶层的收入从上一代起就逐渐减少，而拥有高中学历或更低学历的白人薪资减少更甚。对这群人而言，特普朗的口号“让美国再次雄起”确有其实际意义，然而这群人所遭受的社会病症其实远不止于此，书中关于犯罪、毒品和单亲家庭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

2016年5月，支持者们与桑德斯在加利福利尼亚卡森市的集会（图片来源：路透社）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社会上就掀起了一场关于美国黑人底层阶级的广泛讨论，这一阶层的出现意味着社会上游走着一大群未充分就业和技能缺失的人，他们的贫困境况几乎人人相似，贫穷导致家庭破碎，这些人在就业市场上毫无竞争力，他们缺乏竞争所必需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而如今，白人工薪阶层在社会的境况实际上同80年代的黑人底层阶级别无二致。

在新坎布尔什州，这个州同其他州一样有着众多白人与乡村地区，在这个州的初选阶段，选民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海洛因成瘾，这可能会令大多数美国人感到震惊。实际上，在诸如印第安纳州和肯塔基州的白人乡村地区，吸食鸦片和甲基苯丙胺十分普遍，就跟上个年代在市中心生活的人普遍沉迷于可卡因一样。经济学家安妮·卡斯和安古斯·迪顿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表明，生活在美国的非拉美裔中年白人的死亡率自1999年到2013年间呈现上升趋势，即使这一数字几乎在所有其他人口种群和在其他任何富裕国家里都是下降态势，究其原因，造成死亡率上升的原因有自杀，吸毒和酒精——有超过50万的过量死亡是超乎我们预计的，同时，这类群体的犯罪率也呈直线上升趋势。

然而，这一惨淡的事实却与美国精英们的生活毫无关系——主要是因为在同一时期，他们自己过着相当好的生活。对于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的美国人而言，他们的财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断累积，这一阶层中的离婚率和单亲家庭数量却在降低，社区犯罪稳步减少，城市再次被年轻的都市人占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科技助长了社会信任，各种社区融合的新形式层出不穷。针对这类精英群体，“虎妈式”教育，相比留守儿童现象，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政治的失败

考虑到社会中发生的巨大转变，真正值得考虑的问题并非为何2016年美国爆发了民粹主义，而是为何这一主义的爆发没有发生在更早些时候。美国的制度确实存在问题，它并未充分代表民意：两个政党都没有很好地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

在近几十年来，共和党内部企业精英们与社会保守派的联手并不顺利，他们之间的合作模式表现在，前者提供资金，后者主要负责投票。《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面概括地代表了企业精英们的主张，就是提倡经济自由主义：追求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开放移民。正是由于共和党的支持，使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顺利通过，最近的“贸易促进授权”（更为人熟知的说法是“快速通道”）也是共和党人的杰作，支持他们的那些企业精英们也能从中受益。因为一方面可以从国外输入劳动力，不论是技术型还是非技术型人才，两者皆可，另一方面，通过全球贸易体系，他们可以在全球自由出口以及投资。共和党人推动了大萧条时代银行监管制度的废除，为次贷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同时，他们在思想上致力于减少美国富人的税收，力求削弱工会的力量，并且主张要削减原本利于弱势群体的那些社会福利。

这样的主张与工薪阶层的利益截然相反，造成工薪阶层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重的，既与技术革新有关，也与公共政策脱离不了干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共和党精英们所推崇的“亲市场”导向给工薪阶层的收入增长带来了不小压力，这种压力一方面来自日趋激烈的技术和全球竞争，也来自新政削减了对工人的保护和福利（在德国和荷兰，政府对于保护工人利益投入了不少精力，在这些国家并没有看见社会不平等的明显加剧）。因此，毫不惊讶的是，今年规模最大、也最情绪化的斗争将是发生在共和党内部的斗争，因为它的工人阶层基础更加青睐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

民主党人，仍旧将自己视作平民的领袖，并且依旧寄希望于逐渐衰弱的工会来帮他们争取选票，尽管他们在这一选区还是失败了。自从比尔·克林顿“第三条道路”的兴起，民主党内的精英认可了“后里根时代”自由贸易和移民的益处，并且他们在1990年代废除银行监管制度的过程中串通一气，尝试收买反对贸易协议的劳工运动，而非支持这一运动。

但是，民主党人所面临的更重要的问题是民主党将身份认同政治作为其核心价值观念。民主党近期赢得的选举主要是通过调动民众中的某些群体联手，其中包括妇女、非洲裔美国人、年轻的城市人、同性恋人士和环保主义者，而他们完全不接触的群体就是白人工薪阶级，这一阶级可是当年罗斯福新政的基石。自上世纪80年代起，白人工薪阶级开始在一些文化议题上投票给共和党，议题涉及爱国主义、关于枪支权利、堕胎，以及宗教，克林顿在90年代从他们手上赢回了一些选票，并两次成功当选（每次都以“多样性”议题为切入口），但是自此，他们对共和党更加忠诚，成为了共和党可靠的支持者，尽管共和党精英的经济政策与他们的经济利益有所冲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年四月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的研究表明，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有80%表示他们觉得“政府并未真正地帮助少数群体，而是离他们渐行渐远”，85%的人赞同“美国已经失去了它的身份认同”。

民主党人对于身份认同的执着解释了当代美国政治最大的奥秘之一，就是为何在乡村的白人工薪阶级，特别是那些处于南部州，仅享受到有限社会福利的人，会成群结队地涌向共和党人麾下，尽管这些白人工薪阶级是共和党持反对意见方案的最大受益者，例如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奥巴马医改确实被设计为要造福民众，但受益者却不是他们——造成这样想的原因就在于民主党人已经失去了同这群选民沟通的能力（这是与1930年相比，那时候在南方的乡村的白人是民主党福利改革倡议的主要支持者，例如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