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有时说，大多数美国人都生活在“失忆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Amnesia”)，但很少人承认的是，美国许多决策者也是如此。

最近，在谈及他的著作《难逃成功：从杜鲁门至奥巴马的美国-以色列关系》（Doomed to Succeed: The U.S.-Israel Relationship FromTruman to Obama）时，美国外交家丹尼斯·罗斯(Dennis Ross)指出：“没有哪一届政府的大人物知道我们过去在中东做了什么”。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地区的历史。举例来说，2003年，当小布什总统选择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时，他看起来没有完全理解逊尼派穆斯林与什叶派穆斯林的区别，也没有弄清楚以下事实的意义：萨达姆政权是由作为少数派的逊尼派所领导，却在镇压作为多数派的什叶派。当有人警告他的行动将催生出一个什叶派主导的巴格达政府，在中东伊朗地带推动什叶派的纲领时，小布什却置若罔闻。

伊拉克宗教势力组成及分布图

无论如何，这问题并不仅限于中东地区，也不是小布什一个人的。奥巴马总统也全然无视在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深厚历史渊源，这就让他低估了推进乌克兰和欧洲之间关联的风险。“我现在甚至不需要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了”，2014年1月，在《纽约客》的一篇文章上，奥巴马总统在谈到这位冷战时代伟大的外交家和历史学家是这么说的。但到了3月，俄罗斯已经吞并了克里米亚。

要解决这一问题，像奥巴马那样，总统出面邀请一团和气的史学家参加白宫的晚宴是不够的；像约翰·F·肯尼迪对待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那样，任命一位“御用史学家”也是不够的。我们希望下一任总统创立一个白宫历史顾问委员会（White House Council of Historical Advisers）。在卡特总统和里根总统执政期间，历史学家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但最后无果而终。从操作层面上讲，历史顾问委员会可以参照在二战后创立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总统提名一位委员会主席和两位委员会成员，均为全职职位，他们负责回应总统的咨询。这个委员会将是总统行政办公室的一部分，三人委员会以下还有一小组专业人士提供支持。

小阿瑟·施莱辛格（图右）为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担任肯尼迪总统的白宫特别助理，被称为为肯尼迪的“御用史学家”。

长期以来，在那些提供不可靠确定性的社会科学家那里，历史学被贬低为一种“软”学科。我们相信，现在是时候让一门崭新而严谨的“应用史学（applied history）”出场了，它将尝试通过分析先例和历史中的类似事件，从而阐明当下的挑战和选择。我们希望在不远将来可以看到，应用史学可以为总统行政办公室所吸收，如同现在的经济专业意见一样；不仅如此，我们还希望通过自身的首倡，应用史学有朝一日可以成为一门美国大学内的独立学科。当人们今天提到应用史学时，他们通常指的是档案管理员、博物馆馆员以及类似职业的培训。但我们脑海中设想的是一种不同的应用史学，它所追随的是现代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Ernest May)以及政治科学家理查德·诺伊施塔特(Richard Neustadt)的传统。他们1986年出版的著作《在时间中思考》(Thinking in Time)提供了可供我们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主流历史学家处理一个事件、一种现象或者一个时代，尝试去解释过去发生了什么。他们有时会说，他们是“为了历史之本身”而研究过去。应用史学家则要面对当下的某一困局，然后尝试着在历史长河中找到类似局面。他们最终的目标是找到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的线索，进而提供可能的政策干预选项方案和评估大概的结果。有人可能会说，应用史学之于主流史学，就好比临床医学之于生物化学，或工程学之于物理学。但是，这种类比并不全然准确。在科学的领域中，理论家和实际操作者彼此之间相互尊重。但相反，在政策的领域内，实践者和学院派的历史学家更多的是相互瞧不起。应用史学就尝试补救这一状况。

设想奥巴马总统今天设立了一个历史顾问委员会，他可以向这个委员会布置什么作业呢？

首先就是总统及其国家安全团队一直以来最受困扰的问题——ISIS。最近的报告表明，联邦政府倾向于将ISIS视为一种新版本的基地组织(al-Qaeda)，因此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一个首要目标就是像暗杀基地组织头目奥萨马·本·拉登一样，对ISIS实施斩首行动。但历史却能告诉我们，ISIS在结构上与基地组织存在巨大的差别，它甚至可能是一个典型的无中心网络组织。如果我们到历史中寻找类似ISIS的组织，我们也许能找出50多个团体，同它一样残忍、狂热、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包括俄国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通过考量什么是ISIS的最显著特征，历史顾问委员会能将最初的名单精减到最相关的先例。研究这些案例，就可以说服总统不要将ISIS同基地组织等同起来。

美国两任总统对实际情况的误判很有可能助长了ISIS的势力

美国政府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反应说明了这种路径的价值。那年9月，世界经济经历了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震动。幸运的是，时任联邦储备局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对早期金融危机，特别是大萧条深有研究。正如他在2015年的回忆录中所写的，“历史的脉络是无价的”。伯南克治下的美联储行动果决，运用史无先例的政策工具，比如通过我们现在所说的“量化宽松”来买进抵押证券和美国国债——这些政策工具即便没有超越（exceed），至少也拓展（stretch）了美联储的法定权力。正因为伯南克对大萧条的了解，才能理解美联储为何会支持其他中央银行。

当然，历史类比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历史当然不是一本烹饪书，可以提供预先备好的食谱”，亨利·基辛格，这位应用史学在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实践者曾这样指出，“它可以阐明在可比的情形下的行动后果，但问题是，每一代人都必须自己去发现什么的情形才是可比的。” 911之后，业余水平的类比可谓是屡见不鲜：从小布什总统在他的日记中援引珍珠港事件，到小布什政府在萨达姆和二战中轴心国领导人进行类比，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为了避免这些错误的比较，梅建议研究者和决策者遵循一个简单的流程：将你正在考虑的比较项——比方说ISIS和俄国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写在一张纸上，沿着纸画一条线，并将两栏分别标为“相似点”和“不同点”。如果你不能列出三点相似点和三点不同点，那么你应该去咨询史学家。

如果现在存在一个历史顾问委员会，它就可以研究诸多战略问题的历史先例。比方说，当美国和中国之间在中国南海与东海的紧张局势加剧时，美国对日本、菲律宾以及其他国家的承诺是否会成为和平的火药桶，就好像1839年条约赋予比利时以中立地位，但却最终成为1914年英德之间开战的理由？

历史顾问委员会还可以研究以前的总统对其他危机是如何处理的，这种处理能否应用到当前某一挑战上（总统X遇到这个情况会怎么做？）。奥巴马最终决定达成一个不完善的协议以中断或至少延迟伊朗的原子能计划，而没有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希望的那样，轰炸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在历史委员会看来，奥巴马的审慎就与肯尼迪总统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决策有异曲同工之妙——肯尼迪同赫鲁晓夫达成了协议，而没有入侵古巴或者容忍佛罗里达海岸外的苏联导弹。

总统还可以向委员会提出形同“若是……则又如何……”的问题。若是没有采取某个行动则又如何，若是采取的是一个不同的行动则又如何？（这类问题在某个政策失败后几乎无人问起。）同理，下一任总统可以要求历史顾问委员会重演2013年的事件。若是奥巴马坚持自己打击阿萨德政权的“红线”，而非与俄罗斯合作移除叙利亚的化学武器，那么又会如何？到底如何判断奥巴马的这个决定？它是如一些批评者所坚持的，是奥巴马总统任内最大的错误？还是如奥巴马自己所称的那样，是他的最佳决策？

最后，历史顾问委员会还可以考虑大战略问题，包括所有大战略中最核心的问题：美国是否处在衰落过程中？它能否克服自己面对的挑战，亦或美国的全球势力将在未来几十年内不断被削弱？

无论是希拉里，还是特朗普都提供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事实上，特朗普呼吁“让美国重新伟大起来”，这就暗含着美国的衰落已然发生；同时他鼓吹“美国第一”，这个复兴的标语，其背后是一段往轻里说都是差劲的历史。迄今为止，这次总统大选并没有让我们相信美国人的历史健忘在近期内可以得到缓解。

我们建议，历史顾问委员会的章程应该以修昔底德的洞察开篇——“只要人之为人，未来的事件将是过去历史的重现”。虽然应用史学家不是随身携带透明水晶球的预言家，但我们还是赞同温斯顿·丘吉尔的话：“回望越长，展望越远”。

【本文选自《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2016年9月版，译者为中山大学法学院学生谢可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