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华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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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地区学不了、也不应该学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乡村治理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形态。东部地区的很多高能耗做法也不一定有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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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为何“不扫门前雪”了？
所谓的重点村带动示范，多半是空话。靠资金堆出来的亮点项目，带来的是反面的“示范”：给群众留下会哭的孩子才有奶吃的印象，或者走特殊渠道才能够申请到部门资金。[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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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多个乡镇基层后发现，多数工作仍由少数人完成
乡镇工作忙碌，差别在于：东部地区经费充足，乡镇通过增加机构设置和聘用人员来完成各种事务；中西部地区资源稀缺，乡镇干部靠加班和人力完成各项事务。[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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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个标准，农民现在的医保负担超过了过去农业税
国家和个人都花了大钱，最终社会却不满意。从眼前看和基层看，有必要直接解决的问题就是，扭转医保制度在实践中的异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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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跑了7省20县，发现当下乡村振兴建设的一个悖论
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现代化推进中扮演着不同角色，东部地区不能替代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也很难复制东部地区的历史经验。[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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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援送“爱心菜”，为何难在“最后一公里”
武汉已连续几次因蔬菜捐赠引发舆情事件，而且次次都指向政府工作效率，甚至怀疑政府工作动机。但是，当批评政府无能时，我们多半会把政府想象成全能的；批评官员权力太大的人，潜意识中往往是希望靠官员一句话解决所有问题。[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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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14省104村后，我们呼吁防疫不要“管死”
“管死”的疫情防控体系严重限制了劳动力流动。各地疫情防控宁左勿右，对劳动力流动设卡，对企业复工设限，防控层层加码，造成经济社会无法正常复苏。[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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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然放宽城市落户限制，农民拔根成“伪中产”？
一线二线城市抢人才，三线四线城市抢人口。在缺乏稳定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农村人口进入三四线城市，消费像市民，收入是农民，变成了“伪中产”阶层。农民和真正的城市“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力量。“伪中产”缺乏安全基础，存在不稳定隐患。[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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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制度存在问题，但真的需要大修吗
农村宅基地不是因为属于建设用地就天然值钱。试图让农民变现宅基地以获得进城资金，或是在农村宅基地上进行商业开发，只在少数地区能够实现。对于那些远离城市、缺乏旅游资源、区位条件一般的农村地区，不可能凭空产生出财富。[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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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十栋楼收租”的土豪成不了真正的“城里人”
不同地区农民在工业化与城镇化过程中扮演了不同角色。珠三角地区的农民控制着土地权利，变成了“食利者”。苏南农民以劳动者的身份参与工业化进程。浙江地区的民营企业家从事企业经营活动，承担市场风险，获得市场利润。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则成为“中国制造”所需的庞大产业工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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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是佩奇》里的中国农村，我们是不是都想错了？
我们团队做得比较多的是经验调研，尤其是驻村调研，过去十多年做了100多个县差不多1000个村庄的调查，有5万个工作日的驻村调研时间。有的朋友称赞我们调研比较多，还有的朋友说这样的调研虽然多，但是没有理论关怀，比较粗浅，都是经验主义，这样的调研多却不一定有意义。[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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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农民上访，基层政府各有“妙计”
一个老上访户要求解决她公爹生前享受国家政策待遇问题。据这位老上访户反映，她公爹曾是国民党军官，解放前向解放军投诚。2000年左右，她随公爹上访，但他们都拿不出应当享受国家政策的有力材料。这样的上访永远解决不了。[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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羡慕城中村拆迁户吗？
在缺乏一部关于土地的基本法的情况下，《物权法》似乎扮演“土地法”替代角色，但土地制度并非单一民法物权法所能涵盖。保护农民的财产权，是一句彰显政治正确的口号。但在实践中，让土地顺利进入财产制度体系，却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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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席新规是政府管得宽？来一线看看
春节临近，贵州凯里市出台“酒席新规”引热议，一些网友、专家认为政府管得太宽。其实，近年来过度的“人情风”已成为很多地区民众无法承受之痛。我在全国调查，不止一两回听到农民希望政府像管干部那样出台针对农民的“八项规定”。[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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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逼民致富”为何屡遭失败？
过去二三十年，在政府引导与政策扶持下，鄂西农民经历过好几轮产业结构调整，通常五年左右一个周期。这次是林业部门向农民免费发放果树种苗，下次可能是农业局推广新作物。绝大部分乡镇来回折腾几次，最终是农民砍掉半死不活的种苗又回到传统作物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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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户籍人口进城，如果那样做就完了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尤其要警惕，跨过底线借着改革名义将农民的利益改革改没了。城镇建设用地平均价格高，是土地供给有限造成的，上亿亩的农村宅基地如何可能被城镇市场消化？再者，就算放开制度限制，大部分农村宅基地也不可能为农民提供进城成本。[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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