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忆】

谈到袁崇焕，这可谓是网络历史爱好者中，关于明代历史话题度最高的历史人物。

作为明朝唯一被凌迟处死的总督，在当时明朝朝廷为他定下的“袁崇焕付讫不效，专事欺隐市粟、谋款不战、散遣援兵、潜移喇嘛僧入城”这些大罪中，“潜移喇嘛僧入城”显得多少些无厘头。

那么来自西藏和蒙古的这些藏传佛教喇嘛们，为何会出现在明朝与后金/清的战场，他们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又为何会成为袁崇焕下狱论死的罪证之一呢？

有“北方布达拉宫”之称的辽宁阜新瑞应寺

想要理解喇嘛为何会出现在明代的辽东战场，就必须要先解释藏传佛教究竟是如何进入东北地区的。冷研在之前的很多期文章中，都提到过了明朝辽东地区的人口问题。

随着大量招揽的蒙古与女真人口迁入辽东辽西地区，他们的生活习惯与宗教也随着传入，而这其中自然就有蒙古人在16世纪后期开始大规模皈依的藏传佛教。到17世纪，藏传佛教的影响已经不再局限于蒙古人，在后金/清和辽西的汉人群体中，藏传佛教都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影响力。

内蒙古美岱召佛殿壁画，17世纪藏传佛教借助蒙古人传播到了明朝边境地区

对于后金/清来说，藏传佛教也同样拥有极大的政治和文化意义。不管后金的建立者努尔哈赤到底对藏传佛教看法为何，但至少努尔哈赤和继位者皇太极在构建后金/清的“满蒙联合”时，都将藏传佛教视为这种意识形态构建的重要工具。

因而在后金/清的满洲贵族中，藏传佛教的僧侣不仅获得了大量尊崇者，甚至为了让这种尊崇表现得更加直观，从努尔哈赤开始一直到清朝灭亡，清朝皇帝的暖帽上一直带有来自藏传佛教的佛牌、莲花台等元素。

后金/清代君主的服装就有浓重的蒙古和藏传佛教色彩

在藏传佛教的广泛传播的影响下，此时喇嘛成为了在蒙古、明朝辽东、后金/清之间，超脱于民族国家的新势力。虽然在明朝和后金/清的国家体制下，当地的喇嘛们不像在蒙古那样能对国家政策产生影响，但反过来，明朝和后金/清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这些能各地刷脸通行的喇嘛，在情报、外交等方面所具有的巨大价值。

比如曾任明蓟辽总督的阎鸣泰九层上奏：“今关门王、李二喇嘛出入虏巢，玩弄夷虏于股掌，而在夷地者如古什喇嘛、朗素喇嘛等，靡不抟心内向屡效忠……”这其中的“王、李二喇嘛”，便是曾一度活跃在明清战争中的汉人喇嘛王三吉八藏和李锁南木座。

蒙古地区的喇嘛僧

王、李两位喇嘛在天启年间明朝与后金的战争中，可谓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明朝在辽东的官员们，借用两位喇嘛的影响力，刺探蒙古察哈尔部的情报。例如《明实录》中，蓟辽总督阎鸣泰曾上奏：“虏实未卜，虎酋（林丹汗）之讲赏真伪难凭，臣前顾后盻不无凛凛，此尤总兵王世忠、……王、李两喇嘛之责，而时时联络，时时侦探，不可过信疏防者也。”

在后金方面，暗中为明朝效力的古什喇嘛曾为明朝带来关于后金“有什喇嘛寄一禀云：奴酋（努尔哈赤）心大凡，关内城守当坚……”的信息。

蒙古林丹汗也是明朝喇嘛重要的工作对象

当然，情报还只是这些明朝喇嘛们工作的一部分，他们在明朝与蒙古、后金的外交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比如长期在蒙古地区活动的王喇嘛，就曾被时任辽东经略孙承宗委任“督臣用之款詟”，在后金进一步攻占辽西的宁锦之战紧张时刻，袁崇焕试图拉拢蒙古作为外援，便“领赏西夷，臣遣王喇嘛宣谕令其结营自固”。在这位王喇嘛的运筹下，“虎酋（林丹汗）领赏，夷使贵英恰率拱兔乃蛮各家，从北入援无所不用其力。”

王喇嘛在明朝对蒙古的外交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

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位王喇嘛在明朝官员中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比如袁崇焕就曾上奏称赞“光天番僧王喇嘛能以神道设教，臣所赖命而就正者数人也……”以此为基础，王喇嘛在宁锦之战中甚至得以参与到作战计划的制定，这就有了“大寿遂发塞门之议，诸将朱梅、徐敷奏并王喇嘛皆主大寿议，而何可纲按剑决之，于是王喇嘛请撤西洋大炮入城……”

宁锦之战

而另一位李喇嘛，在宁锦之战后，虽也是“抚夷有功者”，但关于他在蒙古地区的活动记载寥寥无几。李喇嘛更重要的作用，是在后金天命汗努尔哈赤死后，被辽东巡抚袁崇焕以吊丧的名义“遣喇嘛僧锁南木座等，往奴中侦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