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寄宿制学校已占据中国农村教育的半壁江山，在部分农村地区，“能否寄宿”已逐步演变为略带福利色彩的资格竞赛游戏。作者认为，伴随事权的无限扩大和财政经费及专业人员的紧缺，学校日常管理从“直接惩戒”走向“间接惩戒”直至“故意无视”，进而出现了由“隐性辍学”到“显性辍学”的变化。

从“惩戒术”的视角切入，可以发现政府主导推动的自上而下分解式留守关爱体系，实际上屡屡受挫。在此影响下，中国西部地区寄宿制学校中的留守儿童往往可能越被关爱，却越陷入到规训和抗争的痛苦中。如何行之有效地关爱这群规模庞大的乡校学生，需要全面反思和检讨。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直接惩戒的两种形式：“肉体疼痛”与“身份标签”

（一）直接惩戒：通过肉体疼痛而达至的规训

以中国西南芥县云乡学校为本次研究农村寄宿学校的微观样本，我们发现在上学距离变远使底层孩子能否寄宿乡校日益演变成为一项略带福利和奖励色彩的资格竞赛同时，“惩戒”也悄悄地与“住宿”搭建起了内在复杂的关联。中国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重心上移至乡镇使底层乡校规模日益增大，但学校管理却面临现实压力：

一方面建有教师周转房的县更可能将房建置于县城，其一形成集约效应，其二吸引新教师留任，而没有周转房但撤并后校点重心移至乡镇的县，愈来愈多的教师在更为便利的县级交通和县城居住条件、更为优越的内在强动机刺激下，居住的县城化率逐年迅速提高；另一方面，西部乡校的空编率、教师借调等致学校日常人手不够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生活教师配备等依然严重不足。

笔者所调研的四川芥县云乡学校同样面临现实困难，芥县在县城建有教师周转房，一部分已申请到周转房的云乡中老年教师每天往返于乡县之间，而另一部分年轻教师则因为恋爱等各种现实因素也在县城租房，35位教职工中真正留在云乡场镇的仅有4人，其中包括德育主任邓畅和附设幼儿园教师张丽。云乡学校并没有专职的生活教师，因此，邓畅和妻子张丽在校长的多次游说下才兼职做起了生活教师。邓畅负责男生宿舍区98名男性住宿生的日常管理，而张丽则负责女生住宿区83名女性住宿生的日常住宿管理。

181名住宿生却只有2名生活教师从事住宿管理的现实，使云乡学校这些底层的孩子们在白天痛苦的时间、空间、关系、知识多元规训后，不得不积极地在晚上熄灯就寝后寻找似乎难得的自由机会，而黑夜提供了白天学校空间敞视主义状态下密集监控所不具备的现实条件，再加上对学校夜间管理人手不足的自信和侥幸，云乡学校住宿生晚上违纪率显著高于白天。

在田野调查中，住宿的云乡孩子们悄悄向笔者透露了他们的秘密：“抽烟、喝酒、打牌其实都不算什么，晚上一帮兄弟偷偷翻学校围墙出去走10里路到隔壁朝镇网吧打游戏也经常发生……夏天比冬天偷偷翻围墙次数多，因为太热就偷偷溜出去到校外不远的河沟里游泳，凉快了再翻回来……冬天翻出去会少一些，主要是冷，但也有，前几天隔壁宿舍九年级的才翻出去爬树捅了个马蜂窝下来。”

面对住宿生屡禁不止而烈性强度每况愈增的日常违纪，邓畅还是会动用打手板、罚站、抄写作业、面壁思过等常规性的直接惩戒手段，目的是制造直接的肉体疼痛。按邓老师的话讲，叫做让他们“痛并快乐着，长点记性”。

当然，老师为了防止被学生贴上体罚的标签，一般都不会直接动手打学生手板，而是让违纪学生之间展开“自我教育”：违纪学生中的一方扮演教师的角色对另一方展开像秀场一样的“训斥”和“打骂”，而另一方则显然需要积极假意配合，不时发出远超打手板本身所施疼痛所致的尖叫以示直接惩戒的程度激烈而自己会“长记性”。但事实上，违纪学生双方都巧妙的达成共识，表演与事实之间的惩戒差往往恰到好处，因为过一会就会轮到彼此角色互换。

后来，因为双方互利的博弈表演，打手板这样的直接惩戒发生事实上的修正，特别是在三人以上的违规事件中，往往采取交叉惩戒的方法来“长记性”，如第一人打第三人，第三人打第二人，而第二人打第一人。而两人间的违纪则多采取罚站，特别是在夏日和冬夜，借助于强烈的阳光和寒意，直接惩戒的疼痛往往更利于“长记性”。

抄写作业、面壁思过也往往作为重要的直接惩戒备选项而展开，但多被班主任教师所利用，德育主任邓畅采取这两个惩戒项时所运施的对象也仅仅限于自己所担任语文科任老师的八年级，抄写作业一方面可以带来肉体的痛苦；另一方面又能通过重复带来学习效果的机械提高，因此也成为了直接惩戒的重要选择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