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微信、4G、低头党等等关键词构成了新媒体时代。动词“刷”体现出读者对信息的渴求，迫使新闻从业者不断追求“更快”。出于对记者“写新闻太快、太冲”的思虑，过去15年里，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带着500多名学生到亚洲边地采访，曾三次赴巴写作。以期能用亲身体验的方式进行“慢新闻”的教学。

李希光教授与学生多达1600页的行走笔记——《写在亚洲边地》近日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刊载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15年来“大篷车课堂”出征20余次，本书选编了其中14次并分为上、下册。

前言：亚洲边地的课堂

李希光 文  王思扬 译

在这个充斥着大众媒体与社交媒体的社会，学生正在成为信息的被动接收者。本书作者创立的“大篷车课堂”旨在将学生的头脑当成身体上的肌肉一样进行锻炼。在这个媒介化社会中，学生被分为两种类型。人数多的那一类会对外来文化做出直观回应，并反映在他们的思维与写作上。他们容易看到表面上的东西，写的文章没有深度，写新闻更是太快、太冲动，不去花时间思考。只有少部分学生在亚洲边地旅行、接触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会有分析性的回应。这第二类人的思想有深度得多。作者训练学生用更理性的分析方式看待不同的文化与人类，用自己的双眼去观察生活在不同环境下的人们，摆脱大众媒体刻板成见的束缚去搜寻异国他乡的故事。

在过去的15年中，作者带着累计超过500名学生，用自己的双脚、双眼寻找真相，并用自己的思维去解构当代媒体和学界关于生活在亚洲边地上的人的“神话”。借用了古代商人和朝圣者的“大篷车”概念，作者与其友人杨明皓（Miles Young）共同指导这个“充满思想火花的大车店”。“亚洲边地的课堂”旨在通过去亚洲边地旅行、阅读并撰写其风土人情来鼓励跨文化对话。

“大篷车课堂”是一次共同的探索，是由好奇心驱使的开阔眼界的旅行，其目的在于拓展学生的视野并提高其写作能力。“大篷车课堂”用亲身体验的方式进行“慢新闻”的教学。无论是在“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犍陀罗文化圣地、俾路支斯坦、戈壁沙漠、楼兰古城，还是在西伯利亚铁路、乌苏里江、贝加尔湖、唐努乌梁海或是蒙古，学生们都需要花很长时间来阅读，并在写作前进行头脑风暴。学生们还需要采访各式各样的当地人，比如深入到尼泊尔的草根人群中，采访生活在那里的革命运动领袖。

15年来“大篷车课堂”出征20余次，本书选编了其中14次并分为上、下册：“走向塞外和漠北的草原丝绸之路”、“走向西域和藏区的佛教丝绸之路”。上册包括7处：荒原列车去漠北（2014年夏 蒙古）、远逝的唐努乌梁海（2012年夏 图瓦）、苏武牧羊的贝加尔湖（2008年夏 俄罗斯）、远征乌苏里江珍宝岛（2005年秋 黑龙江）、塞北凤凰城（2005年春 北京）、长城脚下得胜堡（2004年秋 山西）、科尔沁的诱惑（2003年秋 内蒙古）。下册包括7处：穿越法显海上求法之路（2013年夏 斯里兰卡）、探访玄奘西天取经地（2012年春 巴基斯坦）、喜马拉雅无媒体生存（2010年夏 尼泊尔）、沿着古长城走丝绸之路（2009年夏 甘肃）、坐着火车找寻香巴拉（2007年春 西藏）、重走藏区红军雪山草地路（2002年夏 四川）、罗布泊里探楼兰（2000年夏 新疆、内蒙、甘肃）。全书从学生千余篇纪实作品和采访手记中收录了这200多篇。

作者与杨明皓先生在斯里兰卡的海边

序篇

一辆载着20名学生的大轿车开过一座狭窄的石桥，转弯驶进了一条土路。路时不时地被一些猴子或者孔雀堵住。它们或是停住，或是缓慢地从车前走过，以显示它们才是这座森林的主人。经过10个小时之后，我们在越来越茂密的热带丛林深处看见了一座巨大的白色佛塔，在夕阳的照射下闪耀着金光。“那就是无畏山了，”我们的司机说道。

我们下了车，脱了鞋，赤脚走在一条沙路上，接着转上一条用石头铺成的路，直至我们来到一尊巨大的白色石佛前。我点燃了香，一名学生则把一束白色的花献到佛像前。我们跪倒在地，不停地礼拜。1600年前，法显花了17年的时间，穿过沙漠、雪山、森林，渡过海洋，才终于来到斯里兰卡的无畏寺。他在这里研习了两年，并把大乘佛教的佛经带回中国，由此成为中国的第一名“留学生”。

冥想结束之后，我们离开无畏寺回到树林中。明亮的月色下，点缀着白色佛塔的森林是那样的静谧、美丽。大轿车上一片沉寂。“为什么大家都不说话？”我问道，“你们是还在冥想吗？”“我们饿了，”一名学生回答。时间已经到了晚上8点。“好吧，同学们，杨先生已经为我们准备了烧烤大餐，”我说道，所有人听到这个消息都欢呼了起来，“但是我们到那儿还需要3个小时的车程。”学生们又沉默了。一些学生开始在手机上记录日记。

过去的15年中，我把在亚洲边地的大篷车课堂教学当成自己的生命。大篷车追随着法显以及其他人的脚步行走在亚洲边地。我最好的朋友杨明皓先生为这门旅行研讨课提供了支持。而我第一次想到要开办一个行走在路上的课堂，是15年前与清华大学当时的校长王大中的一次会面。

那是1999年的一个夏夜。我在清华大学甲所的一间餐厅中坐着，周围环绕着茂密的灌木丛与古树。核科学家王大中院士和校党委副书记胡显章在那里请我吃饭。那天早上，王校长在校长办公会上决定聘任我为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主任。

“你认为一个好记者的标准是什么？”王校长问我。

我从包里拿出两本书：《找回中国昨日辉煌》和《梦幻尼雅》。“这两本书是我多次去亚洲内陆和边境的旅行日记。”我说，“我想让清华的新闻学生学习一种慢新闻，也就是说学生们要撰写和发表自己的作品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就像我的这些日记一样。”

“我将用一支笔、一个记事本和两本古书在清华开启一种全新的新闻教育，”我说道，“那两本古书是法显写在5世纪早期的《佛国记》和玄奘写于7世纪的《大唐西域记》。”

“你为什么选两本古书作为新闻系学生的指定读物？”王校长问。

“中文里的‘记者’这个词，‘记’是动词，‘者’是指人。记者就是记录的人，”我解释说，“如果我们读这些伟大的旅行者或者说‘记者’写的书，就能够更直接地掌握进行珍贵历史记录的基本要素。”

大篷车课堂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