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如果承接了，他们也会出现十年二十年的高速增长。这有什么好处呢？非洲国家在西方主流的理论之下，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还不能摆脱贫困。如果说我们的产业转移，跟我们的招商引资、改善基础设施的方式帮助非洲国家发展起来，那就代表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的理论是正确的。反而能够增加我们的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

所以我觉得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非常有必要在2015年的时候保持7%左右的增长，而且最好是右，而不是左，不仅是在2015年，应该在2016年到2020年，这十三五期间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保持在7.0%左右，而且在工作当中力争超过7%。这是我认为必要的。

三个认识误区：雾霾 投资 政府搞基建

实现7.0%左右的经济增长，从我前面讲的理由来看是合理的，因为我们有这个条件，而且是必要的。但真正要落实起来，我觉得我们要解决几个思路性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思路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

雾霾是经济增长快引起的？

比如说雾霾的问题，确实，雾霾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但是我们好像在社会上有不少人，看到雾霾很严重，就认为雾霾是因为发展快造成的。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看法，大家都希望有比较好的环境，认为经济增长慢一点，提高增长质量，那是好的。但是不是这样呢？雾霾确实需要解决，但雾霾是不是经济增长快造成的？

我还是拿印度来对比，印度1979年的时候人均GDP是227美元，我们的人均GDP是182美元，印度比我们高出15%。但现在来看印度的人均GDP，2014年印度是1626美元，我们是7572美元，它不到我们的四分之一。就代表过去印度在这这36年，每年的增长速度比我国低将近4个百分点。

但我们现在关心的雾霾问题，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2012年印度的雾霾问题比我们还严重，所以这样一对比，马上就发现并不是我们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三四个百分点，我们的雾霾就会好。

仔细分析一下，雾霾确实严重，我也不喜欢，但雾霾是怎么造成的？我想有三点原因。

第一个原因，跟发展阶段有关。因为中国和印度都处在中等发展中国家，都处在以制造业为主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制造业的能源使用密度高，排放密度也高，那么这时候的环境相对于农业社会，或者是相对于高收入、以服务业为主的制造业社会，环境问题要更严重。中国是这样，老工业化国家，英国、德国、美国，和新工业化国家日本和韩国，在制造业阶段的时候环境也差，这是共同的问题，除非你不经过制造业阶段。

第二个原因，我们的能源结构是以煤炭为主的，这跟以天然气和石油为主的能源结构社会来比，污染更大。

第三个原因，跟环境执法有关。加强执法环境会改善一些，但能源结构从以煤炭为主，变成以清洁能源为主，需要一个相当缓慢而且代价很高的发展过程。那是不是把经济放缓雾霾就好一点呢？如果像APEC会议期间那样把工厂关掉，一段时间可以，但如果一直关掉的话，我们就回到八十年代的水平了，那大家也不接受。

所以实际上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放缓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的高收入阶段，那就会使我们停留在制造业的阶段更长，这样做实际上环境污染、人民受害的时间就越长。高速发展三十年，让我们知道了雾霾的问题。如果你到欧洲去，他们在快速发展的时候也就是3%的增长，他们环境恶化都持续了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

所以我觉得用牺牲速度来解决雾霾的问题，这是一个初衷非常好、但不针对问题本质的方法，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对环境恶化所要忍受的时间更长，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产能过剩是投资造成的？

第二个，我们现在有很多产业产能过剩，有一种观点认为，产生过剩都是投资造成，所以认为应该降低投资，转变成以消费拉动经济的增长。

我觉得这个看法也是似是而非的，因为我们现在过剩的产能是什么？我们现在过剩产能是在钢筋、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上面，这些都是建材，都是不能直接消费掉的。如果说我们投资降低了，对这些建材的需求就少了，就会造成产能更过剩。所以并不是说增加消费、减少投资就能解决产能过剩，这个说法不正确，没有分析我们产能过剩的地方在哪儿。

比如你说，现在的钢材水泥很多了，再去投资这些产业，可能让产能过剩更严重，这我同意。但如果你去投资我前面讲的那些产业，产业升级的部分，或者是我们基础设施不足的部分、环境改善的部分、城市化的部分，那些方面并没有产能过剩，投资怎么会导致过剩产能呢？反而是在补我们的短板，所以观念上面要纠正。

实际上我并不是说改善投资不需要，主张“投资”当然是指有效的投资，能够提高我们生产力水平的，能够让我们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有效投资。如果能够有效投资的话，就业和收入就能够增长。这种情况下，投资会拉动消费，经济会保持比较高速的增长。

经济下行，政府该不该做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就是政府现在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不该采用一些反周期的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不该降息，不该降准，这些措施可能会增加信贷的风险，或者不该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支持一些项目的投资。很多人持有这样的观点。

比如说有一些很严肃的学者，我很尊敬他们，他们做宏观分析，发现2008年到2012年，我们的财政政策最多的时候，那段时间政府投资项目的回报率比企业的回报率低，所以我们应该支持企业的投资，政府不应该采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我觉得这样的分析并不完全正确。

第一，你要问问，为什么2008年和2009年政府积极用财政政策？如果企业有投资积极性，政府就不会去投资，因为企业不愿意做，政府才做，这是第一点。

第二，计算基础设施回报的时候，它的投资周期可能是三四年，是比较长的。一般企业投资的周期比较短，所以在投资的时候是没回报的。然而做回归分析都是把它加在一起。另外，基础设施投资，很多主要是有外部性的，你把路修好了，对民营经济有很多外部性。汽车轮胎的损耗少了，成本低了；排队和交通拥挤少了，就节省交通时间和成本了。但一般在分析里面是不包括这些回报的，所以，计算的回报率就比民营经济的投资回报率低。

第三，即使你把这些都算进去，到最后你发现政府的投资回报率比较低，那这些基础设施你要不要做？如果政府来做回报率低，企业来做基础设施，除了少数几个有垄断的项目之外，大部分基础设施长期回报是比较低的。这种情况下企业是不会去做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直到前几年，国际上一个盛行的观点是基础设施如果有回报，让企业来做就好，政府不要做。导致的结果，到2000年左右，他们发现过去30年里，只有一项基础设施，民营经济非常积极，就是移动通信。除了移动通信以外的基础设施，谈了30年基本没人做。

所以你今天到发展中国家去看，到处是基础设施的瓶颈，那就增加了民营经济的成本，经济发展就不好。所以政府应该对基础设施建设有责任，即使是投资回报可能低一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必须政府来做，你就要考虑是什么时候做，是在整个经济下滑的时候做好，因为这时候民间投资不足；还是现在经济已经非常热了，政府再去做。如果在经济很正常、很热的时候，政府再去做基础设施建设就是火上加油，经济过热。所以当经济下滑，各种建材的成本比较低，民营投资不足的时候，政府来做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活动是最好的。

我2009年在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一直在提倡这个观念。当时呼应的人非常少，我很高兴看到去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出的《世界经济展望》里，提出在经济下滑的时候，是政府来做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时候。我很高兴现在在国际上已经开始对此形成一个共识。

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克服以上这些认识上的误区，把我们的有利条件用起来，我相信在2015年实现7.0%左右的经济增长，完全是有可能的，是合理和必要的，并且很有可能是在7.0%之右，而不是在7.0%之左。谢谢！（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