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13日-15日，中国共产党对外联络部主办、中共重庆市委承办的“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在重庆举行，开幕式结束后，同时举办了4场不同主题的“慧见”小型对话会，其中，“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大国合作”为主题的对话会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主持，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英国前能源与气候变化大臣、前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参会。本文为会议实录，观察者网独家发布。】

王文：很高兴今天二位能来，当前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比如刚刚结束的杭州G20峰会就成果颇丰，所以我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全球经济治理观有什么特别之处？尤其是和西方相比。

米利班德：当前世界各国的联系已经愈发紧密，出现了很多全球性的挑战，比如气候变化、各国财税政策协调、全球发展不均等，而全球治理机制发展滞后，并不能很好的应对这些问题，所以全球治理机制需要更新，英国在2008-2009年间提升了G20峰会机制的重要性，而中国则更进一步，在杭州G20上提出了更多创新方案。不仅如此，中国还主导建立了亚投行、金砖新开发银行，发起“一带一路”倡议等，这些都是中国希望完善全球治理模式的表现。我认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是当下解决全球发展困境的优先项，中国的积极态度和措施是值得鼓励的，应当受到世界欢迎。

林毅夫：当下全球治理体系是根据二战以后全世界的权力结构设立的，当时美国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的50%以上，而现在，美国的份额降到了20%-23%左右。而中国则从不到2%上升到15%。不仅仅是中国，印度等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变得愈发重要。世界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全球治理体系机制也应当发生转变。此外，当下世界的治理体系也反映着西方建立者的一整套发展和治理思想，但是目前来看，这些思想并不能够解决很多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世界需要新思维，而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中国在1978年的GDP还不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但是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解决贫困和多样性发展方面有着独特经验，世界应该多听听中国声音。

王文：感谢两位的阐述和解答，我们可以预想中国共产党带领的中国会在未来对世界经济治理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当下中国共产党比以往更积极的投入到全球治理的事业中，这引起了一些西方人士的焦虑和担忧。那么以后中共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挑战呢？

林毅夫：改变机制或是建立秩序总会造成一些恐慌，西方很多人也不愿意改变。我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加强沟通和交流。中国要向世界说明我们会提供什么样的机会，其中又会有什么挑战和困难，以及有哪些解决方案，最终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间的互利共赢，而且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互利共赢。

米利班德：我在这里想回溯一下林毅夫教授之前谈到的全球发展、观念结构和全球治理体系不相称的问题。我认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我们的方案很好很周到，但是在执行层面就难以落实。比如IMF和世界银行的精英们有过一些很好的计划，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再和当地国家和政府的交涉中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我想说的是全球治理的确要加强沟通，认清当地的现实和能力限制，才能更好的落实政策和方案。

王文：那么第三个问题，现在中国好像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是作为学生，要向西方国家学习社会治理等各种治理的经验。而另一方面是老师，很多发展中国家要向中国学习发展经验。对于这个问题，二位对中国的领导人有什么政策建议吗？

米利班德：中国的发展使得将近7亿人口脱离了贫困，西方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到，我们得先是学生然后才是老师。而中国需要学习的就是必须将增长的成果公平分配，否则的话，社会矛盾就会日积月累，最终爆发。以英国脱欧为例，很多英国人感受不到欧盟带来的好处，英国发展带来的好处，英国的贫富差距又逐年加大，脱欧就是民众对于政府无能的惩罚。有英国这个失败的例子在先，中国发展必须关注分配公平，否则社会矛盾会积重难返。

林毅夫：回答这个问题我需要用一句儒家的古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诚然，中国在减贫、多样性发展方面颇有经验，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但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很多方面还是需要向发达国家学习，同时也可以避免在发展路径上的一些弯路。此外，中国的经验虽然可以学习，但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需要各个国家因地制宜。以前西方就认为自己的发展经验和理念是可以完全复制的，然而很多时候这种复制可能只会对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大的伤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是更多的平等交流、分享经验。所以中国可以是学生，同时也可以是老师，这两者并不产生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