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林毅夫教授在5月13-14日他归国任教3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林毅夫赐稿观察者网发布，首发于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官方微信号】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林毅夫

各位老师、同学、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今天特别高兴也荣幸，在这儿举办我回国任教30周年的庆祝会以及学术研讨会。我首先要感谢姚洋院长去年提出倡议庆祝我任教30年，感谢王勇、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老师和同仁们把这个会办得非常隆重、非常有意义，感谢这些年来许多师长朋友给予我的帮助，感谢这30年中“教学相长”的同学们。

今天在座的有很多朋友、同学专程从外地、或者是放下手上忙碌的工作赶来，并且也有不少写了文章回忆过去相处的点滴，谈这30年来交往的感触，这些都让我非常感动。

按照安排，让我来谈谈对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看法，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论述。

首先，中国经济学界应该扬弃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抱有的“西天取经”的信念。其次，扬弃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创新，中国经济学界怎么来创新？

这里我想谈中国经济学界创新的三个来源：1，中国的经验，2，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3，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范畴。然后我想用我这些年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怎么样从这三个来源来推进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最后是一个简短的结论。

“西天取经”

我常讲我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第六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天朝大国变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一个受到列强欺凌的国家。作为知识分子追求的是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过去跟很多与我同时代以及前五代的知识分子一样，认为西方之所以强大一定有他的道理，把那些道理学会了以后，就可以贡献于国强民富，也抱着“西天取经”的想法。

学经济学对我来讲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是经世济民。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在北大拿到硕士学位以后，有机会到当时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殿堂的芝加哥大学去学习，去时我还特地带了一幅唐玄奘西天取经的拓片悬挂在寝室里以自勉。

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时觉得收获很大，因为学到的理论在逻辑上非常严谨，因果关系非常清晰。而且用那些因果逻辑来看中国出现的问题可以解释得非常清楚。

比如说我在北大学习时就经常听到老师讲，自己接触时也看到，在国有企业里的工人没有积极性，为什么没有积极性呢？从芝加哥学习到理论就很容易解释，因为当时中国推行的是八级工资制，干好和干坏没有什么差别。按照现在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如果一个工人的劳动投入多少和工资收入高低没有关系，那当然就不会有积极性，我觉得这样的解释非常的合理。

另外，比如说在中国改革初期出现的“倒爷”现象，从芝加哥大学学到的道理来看也很清楚，当政府对价格进行扭曲时，政府就必须用行政计划的方式配置资源，但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放开了市场，出现市场价格比计划价格高，自然就会有很多人想方设法从政府那边去“倒”计划配置的低价物资卖到市场去套利。

所以我在芝加哥大学上学时非常努力，认为这套经济学理论很有道理，拿这套理论到中国来可以改造中国，让中国的经济发展得更好。

西方的“经”无法解释中国转型期经济现象

1987年回国时我信心满满，认为已经学习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用这些理论可以指点江山。

但是在1988年时，我碰到了一个很大的冲击，当年中国出现了18.5%的通货膨胀，这是中国从1949年以来最高的一次通货膨胀。第二高是1985年的8.8%。那出现18.5%的高通货膨胀怎么来解决呢？

1988年中国物价疯涨，图为中国某城市市民抢购食盐的场景

我从芝加哥大学学到的最新的、最先进的理论认为应该提高利率，这样投资的成本增加，投资的愿就会减少。把利率提高了以后，储蓄的意愿会增加，当前消费的意愿也会减少。投资和消费都减少，总需求就会减少，通货膨胀率就会降下来。

理论上这是一清二楚的。但是中国政府当时没有提高名义利率，采取的是靠行政手段的治理整顿，用砍投资、砍项目的方式来减少投资需求。导致的结果就像理论预期的那样，出现了很多半拉子工程，例如当时的新大都饭店正在盖新的17层楼，因为治理整顿，这个项目就被砍掉了，那个楼一直不能封顶。从这种角度来讲当时中国政府是很不理性的，所用的政策是很愚笨的。

那时我可以写文章去宣传，政府应该提高利率，不应该用治理整顿的行政手段来治理通货膨胀。可是我又一想，从1978年到1987年连续九年，中国平均的经济增长速度是9.9%。连续九年的高速增长，在一个转型中国家应该讲是绝无仅有的。

当然亚洲四小龙也曾经有过这样的高速增长，但他们是比较小、体制比较完善的经济体。中国当时是大的经济体，而且是转型当中的经济体，能维持这样高的增长速度，那政府的决策者一定是很理性，如果不理性，那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只能一年高增长、两年高增长，不可能连续九年高增长。

如果政府是理性的，为什么要用行政干预的方式，而不靠市场手段来治理通货膨胀？后来仔细了解以后，原因是当时有很多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效率非常低，而且大型的国有企业都在资本很密集的行业里，资本密集的行业最重要的投资成本跟经营成本是资金的价格，如果把利率提高，那么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就会有严重的亏损。

如果大型国有企业有严重的亏损，政府怎么办？就只好给予财政补贴。可是如果财政补贴的话，财政赤字就会增加，就要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的赤字。货币增发以后不是又要通货膨胀了吗？

这时我突然想到，原来在芝加哥大学读的那些理论，假定所有企业只要经营管理好就能盈利，如果有通货膨胀用提高利率的办法，让那些管理不好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掉，以此既可提高经济的效率，又可恢复市场均衡一举两得的好办法。但是当时中国政府面临的限制条件不一样，既然限制条件不一样，采取的理性的政策措施当然就会不一样。

1988年对我来讲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从一个笃信“西天取经”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后来我常讲的要研究中国问题，必须有一种“常无”的心态，必须把现有的理论都抛开，自己来研究中国经济现象背后的限制条件是什么，决策者的目标是什么，有什么限制条件，然后考虑决策者采取的措施是什么才是合理的。

其实就在1988年的通货膨胀研究中，我去了解为什么有很多的国有企业、为什么那些国有企业很大型，又资本密集。后来了解到，其实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洋务运动开始，到孙中山，到毛泽东他们那一代人，一直到我们这一代人，都认为要让中国富强起来，就要有先进的生产力，也就是要有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产业。而这些先进的产业都是资本密集型的。

但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建国初期是一个一穷二白的社会，资本很短缺。在资本非常短缺的经济中，去建立资本很密集的现代化大产业，这是违反比较优势的，这些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就没有自生能力。

既然没有自生能力要把它建立起来，就需要靠一系列政府的保护补贴，就如我跟蔡昉、李周，在我们合写的《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所讲的，由于发展的战略目标和经济现实之间的矛盾，形成了宏观政策上的扭曲、资源上的计划配置，以及在微观经营上剥夺了企业自主权的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看法。

从左至右：蔡昉、林毅夫、李周

有了上述的认识以后，反思一下，我觉得我们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中国政府能够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式来推进改革。因为我在美国读书以及读书回来以后，看到整个学界的看法是计划经济效率很低，所以要向市场经济过渡。计划经济要向市场过渡，就应该按照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以休克疗法来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