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农村家庭教会，完全是调研的意外。起先是住在房东家里，问她闲暇时间都做啥，她随便点出几类常规活动，然后严肃地告诉我们她不信教，我们继续追问时她不愿再多讲，只是提示碰到教徒后无须惊讶。

没过多久我们就碰到一个女教徒，当时只是想问她的交往和家庭生活，她却将话题岔开给我们讲述信教经历，并引出信教时间长社会名声好的教首刘祥。村书记对刘祥的印象很好，直接打电话后让我们去找。很快，我们见到面善的刘祥，在简短介绍后他直入主题，向我们介绍了当地的信教情况。我们前后找到刘祥访谈三次，又通过他的引荐去找信徒访谈，逐渐廓清A村教会变迁情况。对于敏感且复杂的家庭教会来说，任何褒贬不一的评论都显得浅陋。笔者只能依据有限的理解能力，在勾勒A村教会的变迁及现状之余，语境化地提出农村教会有效管理的建议。

随着农村信教人群的增多，如何管理农村教会成为一大难题

农村教会的崛起

A村所在的县在解放前就有教会活动，传教密集、教徒众多的地方设立有教堂，当时村民称为“洋教”。新中国成立后，吴耀宗提出“三自宣言”，各地纷纷成立“三自教会”。1950年，A村所在县成立三自教会，在各乡镇片区设有负责人，往下是村一级的教堂。若信教人数不到50人，就设立祈祷组联系点，不再设置专门的教堂。

刘祥开始信教时25岁，信教与妻子生病有关。当时他结婚不久，妻子就失去理智，说哭就哭，说笑就笑。他回忆说，妻子老说见鬼，但他看不见鬼，说是病又找不出病因，打针吃药均不见效果。不久，有个教徒找到刘祥，说是只要信教病就能好。刘祥出于试一试的想法，陪着妻子参加了该教派的活动。为了让妻子尽快好起来，他一有时间就看圣经，后来妻子病慢慢好了，自己和妻子都信教了。

刘祥说，文革前他信教要严守秘密，随便祷告被发现后会被打倒。从他的讲述看，他信的教不属于三自教会，否则不会不设置正规堂点。文革期间不少教会领袖、精英被打压，刘祥不再参加活动而在家里自学。一方面，他虔诚地信着耶稣，一方面，他喊“毛主席万岁”，日常生活中他烧纸不跪拜偶像，而是按照圣经的要求先尊国家。他在顺从的前提下灵活地信着教，对我们说“国家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硬着头皮干，没好处”。

集体化时期的系列政治运动，不仅打掉封建社会的坛坛罐罐，非三自教会活动空间也几乎消失。当所有的菩萨、族谱、牌位被毁掉后，1980年代国家权力上移并没有带来传统信仰的回归。相反，A村所在的县于1988年恢复宗教信仰自由后，蛰伏在民间的非三自教会如雨后春笋般半公开活动起来。

刘祥于1988年参加教会活动，那时20多个人聚在教首的家里。学习了一个月他就不去了，原因是他与教首的脾性不合，对教首为人和处事看不惯，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觉得教首对教义的讲解，与他所信奉的真理有偏差。刘祥不久加入另一个聚会点，参加活动的有10多个人，刘祥很快发现讲解的不合理，他便再次回家自己学习领会。刘祥参加的第一个教会，信教者很快增至30多人。有人聚会就有奉献，就需要会计和保管员，但是该教会经常有人撬奉献箱，不久教会就宣告解散。刘祥认为，主要是教首信的不真，不带头向好没好名声。

随着村庄活动空间的自由，不少信徒认识和频繁地交流。不久就有信徒找到刘祥，希望在他家里办聚会。第一个安息日来了十多个信徒，后来因隔壁村村长的家属也信教，该村长就批给刘祥一点集体废地。刘祥加大宣传力度要求信徒多奉献，加上他人捐赠不久就筹到7000块钱，他拿着这笔钱在废地上盖起三间砖房。占用公共土地且得到村长认可，为刘祥所在的教会赢得合法性。很快，房屋容纳不下骤增的教徒，刘祥就找到村里和组里商议，在三间房的基础上进行扩建。正式组织对刘祥很“照顾”，刘祥当然会支持村里工作。在农业税时期村里下达任务，刘祥不仅动员教徒完成，还主动为村里义务宣传。

非三自教会在去政治化环境中成长，又在半正式治理机缘下获得发展。问题是，相较于三自教会的爱国取向和政治服从，非三自教派的政治取向是晦暗不清的。坚强的意志和灵活的策略，使刘祥所在的教派成员骤增，但策略性依附引出的发展，不一定保证农村教会健康。1980年代刘祥加入又退出两个教会，教派理念分歧远大于具体运作问题，刘祥所在教会在后来也遭遇了类似的问题。

农村教会的纷争

A村所在县统计的信徒有10万多人，不包括普遍没有上报的非三自教徒。三自教会的组织架构很清晰，全县有1个牧师，管县域教会工作，下面是长老，有30-40人，管教务、财务、事务，其次是执事，管后勤，再下面是传道员，负责讲解《圣经》。三自教会下面分片区，片面下面是聚会点，全县正规教堂有480个。一般情况下，1个点1个负责人，2个传道员，下面就是堂委，常规设置是5人，星期六是安息日，教会教着学《圣经》，主要原则是爱国爱教，既遵国法又遵天法，天法主要是十条戒律，国法主要是国家法律。

刘祥虽非严格意义的三自教徒，但他在信教过程中没有违法违规，且他以自己的服从和协助，赢得了村组织和村民的一致认同。因此，当他所在教会走上地面后，不仅没有被有关部门制止，还于1993年被批准设立堂点。相较而言，A村其他教会虽然也会地上化，但大多没有被赋予合法符号。尽管在A村众多的堂点中，仅有刘祥所在教会被批准，但它却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如果说集体化时期宗教管理是政治挂帅，以信徒是否爱国爱党来区分教会正当性，改革开放以来的宗教管理坚持法治原则，即只要不触犯法律不公开挑战党和政府权威，管理部门就以教会活动确定是否扩大其发展空间。它引出的潜在治理问题是，若农村教会现时无敛财行为、不危机人身和社会安全，管理部门是无权干涉教会活动的。在新时期新型治理逻辑下，刘祥所在的教会快速发展，不久即暴露出若干组织问题。

2014年10月11日，山东招远故意杀人案一审宣判。张帆、张立冬等2人被判死刑，吕迎春被判无期徒刑，张航有期徒刑10年，张巧联有期徒刑7年

刘祥出走两个教会，曾带出一部分信徒，在他成为教会的负责人后，带出的人自然依附于他。其中有个叫徐宁的年轻人，他对基督教教义理解较深，自恃有才不时会提出意见，因此遭致教会堂委的不满，他就带一拨人重新组建教会。跟随徐宁出走的还有钱梅，他们均成为新教会的讲道员。经过若干年的发展，钱梅所在教会有100多信徒，在A村已经算是很大的教会。后来钱梅的侄子发现她与全能神的人混在一起，并在钱梅家里发现了有关世界末日的一些册子，她侄子拿来小册了交给刘祥。刘祥就向上反应请牧区领导人来处理，他们过来收缴了册子并找钱梅谈话，钱梅主动认错，说自己一时糊涂，并表示以后会改正，牧区的人就走了。

全能神是邪教，发现即应制裁。但牧区领导管理教会要依法，仅仅依据小册子就给予重罚，很难讲得通。2013年时，同一教会的徐宁发现钱梅并没有悔改，加上徐宁和钱梅作为骨干有过节，徐宁就上报给县宗教局、三自和派出所。钱梅又表示自己悔改了，表态说宣传全能神是非法的，以后不再与全能神搅和在一起，钱梅甚至写了好几封保证书。有全能神倾向的人，终于不再过去活动。

刘祥作为资深教徒，对宗教管理有体会。他告诉我们，即使知道谁是邪教徒，公安部门也不能动，因为要讲人证和物语。举报后可抓人的部门只有国保大队，如果没人举报国保大队就无从搜集信息。问题来了，谁愿意去举报呢？在特殊时候，国保大队主动出击抓过邪教徒，派出所也曾召集刘祥等人开过会，提醒他们一旦发现邪教要即刻举报。那么，刘祥如何看待与全能神接触的钱梅呢？

刘祥的回答是，“钱梅不是带头传邪教的，是被人诱惑的。人的头脑不一样，智慧不一样，信仰不一样，动机不纯，别人一说，他就试试看，就信了”。我们对该回答稍微解析下，就会发现刘祥表达的意思，即钱梅对教义的理解不深，还没有像他那样虔诚信教。我们了解到，钱梅从刘祥的教会出走后，刘祥就不再与他们有来往，不仅如此，A村的教会相互之间不交流，除开担心本教会人员流失外，主要原因是教义理解有差别。即使不同教派见了面，他们也不会坦诚交流。问题是，在教义理解上谁更能接近真理，是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事，刘祥的说法从侧面说明教会管理难度。

农村教会礼拜堂（资料图）

农村教会的管理

追究刘祥的信教历程会发现，尽管他开始与三自教会无关系，但后来的招来信徒和办堂点，使他与三自教会建立起体制联系，他的信仰因此越来越受三自的影响。刘祥很是自豪地说，他是因为自学时间长能讲道，然后又到县三自被培训了半个月，所以他能从教义角度区分出正邪教。

其实，在三自教会的管理体系里，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培训。A村所在县的正规教会，对堂委要求一直较高。堂委一般年龄大、信教时间长、信仰要虔诚，且堂委搭配注意老中青结合，以保证三自教会理念的无缝传播。正常情况下，老牧师带小牧师、老长老带小长老，他们均受国家支持的神学院培养。正因为如此，国法与天法才不会有冲突。

对于正规的教会，若有事务要做，必须开会同意。一般是先开堂委会，然后开信徒会。经大家无记名投票选举，从几个堂委中选出负责人，负责人不仅要信仰虔诚，而且要在教会有好名声。选举负责人时，上面会来人主持，如县三自派人监督。选出的人须得到上级同意，堂委重要职责是传达精神。信得真、有智慧的信徒，可以调动到县三自去工作。

A村所在县在镇一级设片长，负责本辖区内的教会管理，教徒提升要经过他的考察。地下教会要想合法在地上传播，必须首先得到县宗教局认可盖章，不少农村教会为了获得体制认可，甚至主动要求上交每年一次的奉献。对于正规教会，相关部门会一年一查，主要是看电器设备、是否有危房的问题，以便及时排除安全隐患。除开垂直化的宗教部门条线，还有一条线依照政府层级设置，县里要求乡镇领导抓宗教管理，乡镇领导再抓下级组织负责人，统战部门、派出所等是直接责任主体。做个假设，如果农教会得到政府部门管理，教会堂委经过正规神学院培养，基督教的农村传播就不会出问题。实践地看，这个假设很难成立。

农村教会在举行联谊活动（资料图）

建国后我们之所以区分三自和非三自，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基督教派众多，不同教派对党和政府的政治认同存有差异。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中央政府以爱党爱国为政治原则，调动起群众检举揭发的积极性，再辅以层级制组织的强有力治理，农村教会的不良影响因此被扼制住。现在的问题是，从地下走向地上的农村教会，不少是非三自教会的残存物，不同教派对体制和社会理解不同，会造就出不同政治色彩的教徒行动。从管理主体角度看，我国有三种宗教管理办法，它们能区分出正教邪教，促进农村教会健康发展，以下简要介绍：

第一个是从教义角度区分。同样的圣经教义，讲道方式有差异。对于初入教会者来讲，很难在短期内听出正邪。尤其是那些急于得到保佑的人，很容易误入歧途。但那些年长的信徒能听出来，尤其是堂委对传道有辨别力。当然，若是常看《圣经》，对教义有理解，也能分辨出正邪。如果相关部门加强对堂委的管理，其信仰端正能够扼制邪教的传播，前文中刘祥的举报即是例证。如果宗教部门调动堂委监督积极性，多下基层走访了解教徒信息，布道者一旦偏离《圣经》内容是能被查出的。

第二个是从社会表现区分。我们访谈刘祥时他说，“不去拉人入教会，人是不能拉的”，换言之，如果有某教会成员不断劝说，信教能治病有诸多的好处，至少是很可疑的。有些教会活动很隐秘，且传教方式也很隐秘，成员一天到晚不回家，影响到正常的家庭生活，或者被要求多奉献以得永生，其邪教属性是很容易判断的。我们在调研时，村民说某某信的是邪教，就是从生活常识感知的。如果坚持走群众路线，发挥群众监督积极性，就以很快甄别出正邪教。

第三个是从常规管理区分。限于独特历史和发展现实，要将复杂的农村教会屡清楚，并不是一件易事。就我们的调查看，基层相关部门有两大管理问题，一是如何甄别和对待正邪教会，二是如何做好常态化的教会管理。前者不仅是个管理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浙江省“三改一拆中”出现的教会政治化反抗，在基层宗教部门管理实践中同样存在，如何协调好管理与政治关系需要进一步探索。常态化宗教管理的关键是，在克服官僚主义气基础上，加强相关主体的责任建设，提高常态化认证和监督水平，尤其要强化基层组织治理能力。

总结起来，宗教管理需要“三位一体”，只有宗教业务机构、政府职能部门联合起来，践行群众路线实现常态化管理，决策部门制定出清晰的宗教管理原则，上下合力、多方齐心、社会参与，才能去伪存真的推动农村教会良性发展。

（本文刘祥、徐宁、钱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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