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刘小枫于10月28日至10月29日期间，作客湖南师范大学。本文为刘小枫教授三场系列演讲的第一场，原标题《商业文明与教育问题》，观察者网独家首发。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在线》供稿，向宣柔 何韬 陈丽蛟 蔡尔妮 石芮旗 听录，梁玉振 统稿】

最近几年我对我国的高等教育发表了一些看法，近十多年来我一直关注这些问题，并在高校文科改革方面做了一些新的课程实验，也有了一些新的看法。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刘小枫于10月28日至10月29日期间，作客湖南师范大学

两个问题

今天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是，教育学专业在研究教育问题的时候，应该从阅读经典开始着手。教育学专业应该读一些经典书目，不能只阅读那些和教育学相关联的学科性著作。教育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一环，正如卢梭所说，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度里面，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回事情。教育的地位相当重要，大的教育思想家会从政治制度角度论述教育问题，同样，大政治思想家也多会涉及到教育。教育学名著不是因为某个教育家写的才是名著，任何一个西方著名的大思想家都可以称之为教育家，因为政治制度和教育是密切联系的，

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现在的教育到底在社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的品质是什么？

商业化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和未来，而我们对于商业化与教育的关系并不是特别清楚，所以我想在此探讨一下目前我们的教育处境。我准备从启蒙运动开始来探讨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是启蒙运动的结果。今天，我将先从亚当·斯密的商业文明论及其与教育相关的论述，来谈商业化和现代教育的关系问题。下一讲，我主要以孟德斯鸠为例子来观察我们现代教育所面临的一些品质问题。

今明两天讲座的根本要点是教育与追求“德性”的关系问题。教育是要培养发扬人的“德性”，可是现在面对的大问题是教育没有培养人的“德性”，这与教育的基本目的相反。为什么会这样？我个人悲观地认为：由于我们生活在商业文明化的时代，教育已经很难再追求“道德德性”。教育的败坏可能是商业文明必须承受的一个结果。

何为现代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什么是“现代文明”，这个词汇我们用得非常频繁，但我们未必了解得透彻。严格来讲，现代文明应该叫做商业文明，以前叫做资本主义文明，这个说法会带来一种阶级斗争痕迹，带有一种意识形态色彩，我们听起来已经不顺耳了。我想，商业文明这个词应该带有中性色彩，我们听起来比较能够接受。那什么叫做商业文明呢？按亚当·斯密，很简单一句话就是：追求个人致富和富裕生活以实现公众的共同福祉的生活方式。我们今天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崇尚获取财富的时代。我们目前关于社会伦理道德的焦虑，关于教育问题的焦虑，其实都来自这个商业文明问题。如果既要鼓励追求个人致富和富裕生活，又要保持传统的德性，恐怕太难。

亚当·斯密是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但他的教授头衔并不是经济学——严格地讲那个时候没有经济学——他是伦理学教授。可是他写的《国富论》却成了十分重要的、能够体现商业文明基本生活方式及其原则的经典性著作。在这个著作里面，他专门谈到了教育问题。从这里可以发现，教育名著并不一定是教育家写的。亚当·斯密谈教育的时候，是把它放在一个他所理解的商业文明体制里面来论证的。严格来讲，商业文明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的中后期，首先在英国发展起来，最终形成一套完整体制，商业文明与民主政治等都是连为一体的。亚当·斯密之所以为商业文明做辩护，这是因为追求财富在传统社会看来是不光彩的事情。

追求“财富”就是追求生活的基本需要之外的东西，商业文明出现前，人类的劳作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类生活的最基本需求，劳作就是生活本身，而不是为了追求基本生活之外的利益。当一个文明社会变成了一个追求财富的社会，它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改变呢？

有些人会说，古代社会不也有追求超出基本生活之外利益的人吗？的确，那时候有两种人追求财富，一种是商人，他们在古代社会的地位是很低的；另一种是统治者，统治者和商人不一样，君王追求利益和财富，除了自己的个人私欲外，还是为了统治的需要，君主想要治理国家，当然需要大量的经费，它与我们现代社会所谓的个人发家暴富是有区别的。有人天生喜欢进行物质交换，喜欢盈利的最大化，这种人在传统社会里几乎是没有地位的，但是在商业文明到来后这种人成了榜样，成了最主要的人类类型了，大家都想要成为这类人。当把这类人推崇为人类榜样的时候，人类思想家便需要做很多的事情，把以前受人鄙视的人说成了不起的人，并在理论上花很多功夫。17世纪以来，大量的西方思想家都在做这个工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孟德斯鸠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代表。从他们的思想中，我们能看清楚现在所面临的基本政治和社会状况。

商业文明在西方出现已经有四百多年，但事实上我们中国进入商业文明才短短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所以我们需要用三十年的经验来思考西方国家三百年来所面对的问题。

亚当·斯密认为，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都不经济。商业文明就是你要学会经济地生活。经济这个英文单词来源于古希腊，最初的意思是“理家”，再后来变成了治理国家。但是这个含有治理国家之意的词在近代又怎么变成“经济”这个词的来源了呢？这说明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亚当·斯密认为，经济的生活方式的提出意味着从前人们的生活方式不经济。那么什么叫做经济的生活方式呢？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面拿中国17世纪的帝国与欧洲进行比较。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土地肥沃，耕作精细，人口最多，而且很勤劳，但是国民财富却没有积累。因此，他说中国人很富有与实际拥有财富是两回事。经济的生活方式其实是要追求财富。富有与财富是两回事，富有但缺乏财富，他认为原因是劳动没有和工资挂钩。没有建立一种工资制度，工酬太低，以至于劳动者难以养活家庭，下层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所以他认为虽然中国的土地很多，耕作精细，可是其贫困程度却超过欧洲最贫困的地方。这的确说到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由于中国的生活方式一直如此，国家长期处于静止状态。所以，这个帝国积累的财富，也许很早以前就达到了国家制度水平要求的程度。但是，就中国的土壤、气候、地理位置而言，潜在的财富远远没有发掘出来。如果我们把生活方式或制度变一下的话，亚当·斯密断言，中华帝国积累的财富要多得多。这是他在18世纪做出的预言。

劳动分工与商业文明

那么这种生活制度的关键是什么呢？斯密说，必须推行劳动分工，同时建立起劳动工资制度。如今在我们看来，这是常识。亚当·斯密看到，17世纪中国与欧洲有很大差异。换句话说，中国本该是一个富有的帝国，但是与欧洲却无法相比。因为亚当·斯密说欧洲已开始实行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那就是劳动分工和工资制度。由于中国在生活方式、劳动方式上仍然因循守旧，所以在欧洲劳动得到的真实报酬比中国要高得多。所以商业制度的的确确使一个国家的财富一下子就增多。商业化的生活方式会给一个国家带来极度的财富积累，因此比以前的生活方式要好的，至少比以前更富裕、更安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