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岩仓具视考察团的成员福地源一郎第一次以日本官方代表的身份访问了时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首都的伊斯坦布尔。1876年，在从伦敦卸任回国途中到访伊斯坦布尔的外交官中井弘，将自己的访问日记配以插图整理出版，让日本国内的普通民众第一次领略到了伊斯兰文化的魅力。曾任外务大臣的林董同时也是日本伊斯兰研究的一位先驱，他在1876年翻译出版了先知穆罕默德的传记。由于维新之后的日本打开了国门，走向伊斯兰世界的日本人也越来越多，随之便出现了以记者野田正太郎和企业家山田寅次郎为代表的第一批皈依伊斯兰的日本穆斯林。而在1920年，日本的中东史学家坂本健一终于推出了《古兰经》的第一个日文全译本。

就在日本全面加深对伊斯兰认识的同时，随着近代日本在明治维新中的蓬勃发展，尤其是日本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胜利，激发了屡遭欧洲列强屈辱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内的知识和官僚阶层对日本的好感与期待。不仅仅是奥斯曼帝国，当时在此之外的穆斯林知识人当中也涌现出一股学习日本的热潮。比如，出生在俄国伏尔加河流域的鞑靼族学者阿普杜热西提·伊普拉辛在其著名的亚洲游记中，盛赞日本是“富有美德的国家”，主张伊斯兰世界应该与日本发展更为紧密的关系。当然，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日本和伊斯兰世界的相互往来仍然非常有限，奥斯曼土耳其直到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崩溃为止，都没有和日本建立过正式的邦交，而穆斯林移民群体的出现更要等到20世纪20年代之后了。

清真寺里的日本穆斯林朋友

流亡到日本，一直被漠视

日本最早的穆斯林移民群体其实并不是来自中东地区，而来自俄国。在俄国革命胜利之后，部分惧怕苏维埃政府革命政策的鞑靼族穆斯林宗教人士与知识分子流亡日本。这些移民在东京、神户和名古屋组成了日本最早的一批穆斯林社区，并在1928年获得了建立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的许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军占领的英属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和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中亦有移民日本的少数例子。而今天居住在日本的穆斯林群体的主要来源，是在1980~90年代经济泡沫时代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伊朗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劳工及其家属。在这中间，出身伊朗的移民群体主要是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被接纳的政治难民。

根据日本穆斯林协会与早稻田大学人类学研究科所作的统计，今天在日本的穆斯林人口大约在11~13万之间，其中有9000多人是作为结婚配偶而皈依伊斯兰的日本人，其他的绝大部分则是来自上述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

除了早期从俄罗斯流亡而来的鞑靼族后裔，日本穆斯林群体的绝大多数没有获得日本国籍，属于获得在日居留资格的外国侨民。相对于一亿两千万左右的日本人，旅日穆斯林的人口仅相当于千分之一。由于人口所占的相对比例很小，日本的穆斯林在生活中相当的低调内敛。他们的宗教活动，也是按照各自所属的族群和派别，以各自的语言进行。据统计，目前在日本清真寺中的布道用语主要使用乌尔都语、泰米尔语、土耳其语和英语。当然，祈祷和诵经时无一例外使用的是阿拉伯语。日本的穆斯林分散居住在日本全国的几十个大中城市中，所以对于普通日本民众而言，在平日中要遇上一个穆斯林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对一个普通日本人来说，对伊斯兰和穆斯林的认识，就只能来自教育和传媒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确保石油供给的稳定，历届日本政府都十分重视与中东和伊斯兰世界产油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而为了在国内营造日伊友好的群众基础，日本的传媒和知识界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的。数十年来，宣传这类论点的书籍和电视节目可谓层出不穷。

问题在于，日本人在进行此类宣传的时候，却呈现出令人费解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尽管在对国民进行的伊斯兰宗教与文化的介绍方面有着非常详尽细致的说明，可往往在最重要的结论部分却突兀地导出伊斯兰世界、穆斯林人民对日本文化与日本人民尊敬、崇拜等等。曾有一个日本电视台，便借着一个在日本巡游9天的埃及青年的话语，向日本受众表现了“阿拉伯人民对日本文化的崇敬”。可是，两种文化间的尊重与欣赏难道不应该是相互的吗？而且，一神教的伊斯兰国家和泛神崇拜的日本之间在思想上的巨大差异原本也不应该被有意无意的予以忽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民众对于自己身边也存在的穆斯林群体的无感，也可以说是自有其原因。

眼下，随着人质事件的继续升级与发酵，日本社会与民众会对本国国内的穆斯林社群作出何种反应，日本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关系会发生何种变动，尚待我们静静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