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按：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高端经济论坛颇多，先有5月24日的“一带一路经济论坛”，5月30日又召开了 “首届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论坛”。观察者注意到，人大论坛上出现的学者很少在媒体抛头露面。与一般媒体经济学家给人的印象不同，他们很少虚谈体制改革之类话题。多具有实际决策经验，在谈论全球经济问题时又能综合考虑各国政治经济因素。昨日观察者网已发表张宇燕教授谈亚投行与国际经济规则博弈的文章，今日推荐首届人民大学世界经济论坛演讲人隆国强先生的发言。隆国强理科出身，经济学博士，是人大校友，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论坛上，他谦谦而谈，解答了诸如如何看待部分外资撤离之类大家关心的话题。】

在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加速推进工业化，成为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少数几个获益比较多的发展经济体。对我们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把握经济体全球化带来的战略机遇，用正确的战略和得力的措施来实现我们自己的利益。

世界经济正处在深刻的调整期，刚才陈雨露教授的演讲总结了很多特点，我都非常赞同，应该说比较危机前几十年，现在面临的实际经济转型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总体来看，大家会感觉到世界经济增长的速度慢了，挑战增加了。

同时，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辩证的看，困难时候也会有新的机遇，经济特别好的时候也会有很多挑战。我觉得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这样一个崛起的新兴大国，一个和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经济体，认真的分析和把握好变化中的世界经济就显得更加的重要。在这种条件下，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新的机遇的，今天我就点几个我认为很重要的机遇。

第一，把握好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大家可能观察到经济危机爆发以后，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在想办法转型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另外一方面，真正能够走出危机恐怕还不是去杠杆，真正的消除危机要靠产业的转型，要靠国际竞争力的增强。

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对中国来说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如果我们能够把握好机遇，就可能实现弯道超车。在这一轮新技术革命里面，中国无论从政府还是企业，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而且已经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效。比如说在微观层面上我们会看到，像华为那样的企业，他在技术革命最快速变化的移动通讯设备领域，能够迅速的追赶，现在变成了世界最大的移动通讯设备制造商，其实就是整合全球的研发资源，利用全球的市场和人才来实现跨越式发展。另外还有新型的企业比如说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等，说明我们一些企业是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当然还有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等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

所以在世界经济大挑战，新技术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我们需要看到机遇，用比以前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把握好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机遇，如果我们的眼光更长远一点，那么我们会发现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其实就取决于每轮重大基础革命谁把握的好。

第二，在引进方面出现了新的机遇。不少媒体在讲，现在外资不看好中国经济的前景，有很多企业撤走了。但是去年来中国直接投资的总金额，中国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我们作为研究者怎么研究这个现象？为什么这边说很多人走了，另外又有很多新的进入者。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中国现在真处在比较优势转换的关键时期，原来很多看好中国传统的比较优势，主要就是低成本的劳动力，现在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比较优势的弱化，渐渐发现还有新的比如说像越南、柬埔寨成本更低，所以低端产业转走了，我们一直在讲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其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转型，一个是转移。

但是另外一方面，有这么多新的进入者，我们特别看到进入者来干吗，就是因为中国有新的优势显现，国内大市场优势充分的体现出来。大家说新常态、经济速度降低了，可是新常态大家知道，我们的总体规模基数已经很大了，10万亿美元总量，7%的增长就是7000亿美元，美国要达到3.5%的增长率才会产生同样多的增量，日本则必须达到14%，那怎么可能？放到全世界来看，7000亿美元相当于17、18位的经济体，突然排第16位，我们这个增长速度，一年下来的GDP就能排到第16位去，这个依然是非常大的。

除了规模以外，更重要的是结构的变化，我们的产业结构的升级，发展方式的转变，消费结构的升级，就会带来更高技术含量的投资品、消费品的需求，会带来对服务更多的需求。所以新的进入者干吗来了，首先就是看中国内这种大市场规模，以及升级带来的机会。

同时，还看重比较优势，比如说我刚才讲的人力资源优势，人力资源大大的改善，产业配套的能力，这些东西肯定会吸引高端的产业活动向中国转移。

几年前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深入调查，受回答问卷的有31%的企业说要到中国从事研发，就是看重了中国的市场和中国的研发人力资源。当然，还有其他的服务，所以当这些高端的产业活动加快转移的时候，同时带来人才在中国的会聚，这是人才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我们不知道现在在中国，到底有多少来自于境外的管理者、科技工作者、工程师等等，确实我没有看到特别完整的统计。但是我觉得中国有一个自己独特的统计数字很能说明问题，2004年的时候，我们一年从国外回来2万多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回来了5万人，2013年回来了34.5万人，这个非常有标志意义。这正是说明中国的市场经济结构升级的机会，对高端的生产活动的生产要素的吸引，要把握好这个机会，顺势而为加快转移的过程。

第三，把握好海外低成本并购的战略性。金融危机确实带来很多挑战，出口越来越困难了，产能过剩的矛盾加剧等等，但是在中国来说有一个难得的机遇，就是海外的低成本并购。以前我们的企业没有钱，想出去买企业买不起，因为海外企业都很贵，同时他们不了解中国的企业。但是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发生很大的改变，先是美国，后来是欧洲，欧洲现在还没有走出危机。你会看到这些受危机冲击的国家，它的企业市场价值大幅度下降，很多企业受到了资金链断裂的危险，不得不去找新的投资者。过去的几年，我们会看到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金额大幅度上升，在短短10年之间已经成为了一个对外投资大国，这个对外投资是多元的。其中还有一类就是海外并购，通过海外低成本并购，让我们处在升级关键点能够迅速获得被并购企业原来先进的技术，研发能力，国际销售的渠道。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不错的案例，比如说像吉利并购沃尔沃等等，通过并购让这些企业的研发能力、技术水平以及在全球整合资源的能力大幅度的提升。这也是促进中国企业升级，从而带动总体经济升级的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

我们国家的政策、管理、服务要给予相应的配合，否则的话，不利于企业把握发展机遇。

第四个机遇就是充分利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潮，加速推动中国有竞争力的技术密集的成套设备走出去，提升出口型。大家观察到克强总理出访走到哪都给人家推销高铁、相应的投资设备等等。在全球我们说两个方面，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的出口结构处在一个升级的关键时期，前30年主要是靠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现在随着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削弱，迫使我们不得不实现出口结构的升级，也就是让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产能能够迅速的提升国际竞争力，并且占领市场，这是我们自身的迫切需求。

另外一方面，在外部市场来看，恰恰又给了我们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就是在全球经济低迷的状态下，有一个亮点就是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在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发达经济体来说，总体看是基础设施的提升。无论是美国、欧洲，地铁100多年前建的，很多高速路是几十年前修的，随着技术的进步需要来更新它的设施，同时还有许多新的基础设施，比如说高铁，美国到现在没有高铁，想建高铁，加州想建高铁，东部人口稠密的地方也想建高铁，还有移动通讯技术进步那么快，都需要新的技术。如果配合他们振兴工业化的计划，中国翻译成再工业化，就需要提供最好的技术，发达国家也开始重视技术设备的更新。对新兴工业体来说要想推进工业化，第一步就是要推进基础设施，中国人讲要想富先修路，路其实就是指基础设施。所以说我们一带一路战略提出来以后，我们把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作为一个基础点，确实点中了要害，点中了六十几个国家的要害。推进工业、城镇化最头疼的，就是找钱先建基础设施。所以基础设施热潮里面中国特别有意思，过去几十年培养了我们的队伍。1999年以前，在全球工程承包企业225强里面，中国企业大概只有几家，现在有六七十家。我们现在企业大部分都有总包能力了，从总体设计、融资到建设，最关键的意义不是挣承包的钱，是工程承包带动成套设备的出口，发电设备、运输设备、工业设备。

我前面到欧洲调研，参观了一家号称世界上最漂亮的水泥厂，当时投资是2.8亿欧元，因为投资者是奥地利的商人，他是一个环保主义者，所以他愿意多投1/3钱来建水泥厂，那水泥厂跟我们平常看到的都不一样，工人都在中控室控制，非常的整洁，这个水泥厂就是中国的一家很小的央企叫中材集团承包的。中材集团是十几年前几家科研院所企业合并的，合并的时候一年销售额只有几千万，现在一年三四百亿。我说你们在国外建了多少水泥厂，3年前说已经建了150个水泥厂，它的水泥厂建设过程中负责总包，负责提供技术，负责提供设备。一共就十来个人的团队，最重要的是水泥厂带动很多制造商出去了。

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我们一直在讲全球危机爆发以后，中国是处在一个结构升级的关键时刻，老天还是很眷顾中国，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刚才说的至少四个机遇都有利于中国升级，当然肯定是不全面，还有很多战略性机遇，如果我们把这些机遇把握好，我们就可以顺势而为，利用全球的市场，全球的资源来加速推进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这些机遇几乎是公平的，过去全球化30多年，有很多发达中国家未得其利先受其害，中国却能够成功，而且成功的确实是少数。

当然，我们也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外部环境变了，相应的需要我们调整开放的战略，开放战略要有新的目标、重点，最重要的是要有得力的，与此相配套的举措。这样我们才能够把握好这个机遇，我今天主要是讲机遇，开放的战略怎么调整，我们再找机会和大家交流，谢谢大家！

隆国强在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论坛上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