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帝国时代与民族主义

美国的道德目标也在减少。美国人是否愿意继续维护欧洲和亚洲的自由秩序——正如他们在过去70年所做的那样——现在变得愈发可疑。

虽然美国的民主制度蓬勃发展，并在印刷时代（print-and-typewriter age）成为世界的光辉典范，但这种辉煌是否能延续到数字时代（digital-and-video era）仍是一个未知数。确实如此，在当下时代，美国的民主制度与其说是一种激励，毋宁说是一个空中楼阁。

国会见证了自十九世纪拓荒时代以来不为人知的党派分歧。而现在的总统在任何意义上，都缺少过去所有现代总统所拥有的端庄体统，有钱阶级操控华盛顿的行动，这一制度在过去几十年不断地成熟但也饱受争议。尽管有饱受指摘、被政策驱动的官僚精英的默默奉献，美国越来越不像一个“山巅之城”。我们需要记住的是，美国人怎样看待自己没有别人怎样看待他们重要。

2016年11月11日老兵在美国华盛顿二战纪念馆参加阵亡将士纪念日活动 路透社/ Joshua Roberts

比较是所有严肃学术研究的起点，很明显，美国与俄罗斯、中国的区别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有着尖锐的意识形态和哲学方面的对立。当然，我们也没有变得和彼此完全一样。

这三个国家正一步步地回归到他们各自的文明基础上来，他们的民族主义仅仅是自身文化的力量和缺陷的集中表现。纵观历史，俄罗斯的寒冷气候，无与伦比的广袤疆土以及难以防守的边界使得独裁统治和一触即发的混乱比自由民主制度更顺理成章，因此，正如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写道，在俄罗斯人眼里，自由本身就像是一种“堕落”。

鲍利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统治下的20世纪90年代可以看作是民主制度下准无政府主义的实验。至于美国，它重新发现了由于城市精英的威尔逊冲动，而被埋葬数载的处在边缘的杰克逊根基。如果美国人受到直接的威胁和挑衅，他们将与对方决一死战，但维护跨洋的民主秩序可能最终变成一项抽象而代价高昂的事业。

美国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总统竞选循环往复，如果三个州内的选票被稍微重新分配一下，唐纳德·特朗普就不会成为总统。然而，非常明显的是，在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历经15年之久的战争之后，美国建立在崇高目标之上的准帝国事业宣告破产。

2016年11月大选的前几年就显现了这种苗头，当时的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一位怀抱世界主义信念的理想主义者，不仅拒绝干预叙利亚，而且只对利比亚进行空中打击。2011年美国在叙利亚结束了冷战后的干涉主义时期，这一时期开始于1989年的巴拿马，在中东和巴尔干得到发展。由此可见，特朗普虽然标新立异，却在此方面实现了政策的一贯性。

美国不再是曾经的“山巅之城”，甚至可能不再是自由世界的维护者，而是像俄国和中国一样变得越来越像自己。我们应该承认，美国的理想主义最初是地理空间的恩赐，而恰恰因为技术的快速发展，这种理想主义不断收缩。已故的英国军事历史学家约翰·基根（John Keegan）写道，大不列颠王国和美国能够赢得自由只是因为，作为事实上的岛屿国家，海洋使得他们可以“抵御自由的敌人”。但世界越小，危险越大，因此美国民众也将变成更为冷酷的实用主义者。

当然，二十一世纪音频社交媒体使得整个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因此，来自国外人道主义者的呐喊可能会引发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军事反应。但从此以后，只有当国家利益受损，美国才会出面干涉。这也是为什么人权团体和他们的媒体朋友总是回忆美国在前南斯拉夫主导的干涉活动——此次干涉规模庞大且在他们眼中与国家利益无涉——而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人权团体比大多数人都更了解关于美国历史和思想状况的基本事实——那就是其他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残酷的权力政治，而从优越地理条件和理想主义中孕育的美国，没有了这两者将什么都不是。其他国家可能仅仅代表自己利益，但美国必须在某种合理限度内，代表或至少希冀代表人道和全人类的利益。

但最重要的是，美国如何维持“不作为”和“用力过度”。这两种极端之间的张力。如果美国真的决定不再将自身利益与世界利益相统一，那么美国权力的声誉将开始瓦解，而其他国家并不会这样。这正是为什么美国二战后在亚洲和欧洲建立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标志着美国经验的巅峰时期。虽然扩张的世界秩序可能超出美国的掌控能力，但放弃掌控势必导致美国的衰落。尽管清晰界定的国家利益将因为对其他国家核心利益的尊重导向和平，但如果没有共同的价值，盟军体系将很难维持，而正是这种价值，构成我们战略优势的一部分。

后帝国时代与自然状态的回归

乌切罗油画《圣罗马诺之战》之一

这些都将对国防政策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世界历史的标准下，如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十分正常的。历史见证了众多无原则的权力斗争，即使过去的75年也只是这一现象的畸变。我们又回到了自然状态，在其中为领土发动的战争和去道德立场的战斗内在于人类的DNA之中。确实，美国自身也开始抛弃自己的价值。这使得美国在与其他大国相比时，出现明显的劣势，由于这些国家完全不同的历史和地理经验，美国人所拥护的价值从未被放在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