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11月10日，“供给侧改革”出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之后，立即受到广泛关注。随后，习近平主席在G20峰会、APEC的演讲中也提及这个词，同月的国务院常务工作会，“供给侧改革”也同样出现。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多方猜测不出意外“供给侧改革”将会再次出现。然而在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发布稿中，“供给”问题被多次提及，但却无一处提到“供给侧改革”。这一字之差中又蕴含着什么样的深意呢？

在此之前，观察者网也多次发文谈及“供给侧改革”，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Freeman经济学讲席教授李稻葵认为，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革和调整，中国经济仍然能够焕发青春，回到7%以上增长的时代，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供给侧改革。央视财经频道评论员刘戈则在文章中提醒到，要警惕市场派经济学家打着“供给侧改革”的招牌推行“里根经济学”。

近日，观察者网特约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也赐稿观察者网，专论媒体热议的供给侧改革，他认为要保证6.5%的年经济增长率，正确的经济政策至关重要。在他看来，供给经济学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眼下中国经济发展确实需要从供给侧入手，打破西方“凯恩斯主义”的困惑，但与此同时，也要警惕那些打着供给经济学的招牌，继续宣言新自由主义“小政府，大市场”、信仰“自由竞争和企业家精神”的舆论。

有关供给侧改革的具体分析亦可参见微信公众号：羽扇观经（guanchacaijing）。】

经济规律具有客观性。因此，中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都不能违背经济规律。不顺应经济规律、不符合经济法则的政策不会取得成功。中国要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需要保证年经济增长率至少6.5%。在此背景下，正确的经济政策对中国能否达成目标就至关重要。这尤其适用于中国媒体近来热议的“供给侧改革”。

下文将从供给层面分析中国经济改革，这将在某种程度上有别于中国一些媒体上充斥的令人困惑的观念——中国从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引入的所谓的凯恩斯经济学。虽然我们从媒体上所看到的这些观念事实上并不是凯恩斯的观点。但遗憾的是，这些观念并未完全正确了解不同要素对经济的贡献程度——因而错误地将政策引向那些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小的供给要素，这将令中国更难实现“至少6.5%的年均增速”。因此，本文旨在说明关注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以及运用最新统计方法正确分析何谓最重要的供给要素。最后，我将依据供给经济学不同要素的相关贡献作出结论。

马克思是彻底的供给派经济学家

首先，我想分别用马克思主义术语和西方经济学术语，来说明供给经济学为什么是必要的。马克思主义术语具有更清晰简洁的优势，因此我将首先运用其论述供给经济学。但最终结果会显示，这两种经济框架得出的结论是相同的。

马克思明确表示，生产在供给经济学占主导地位：“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个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再总体内部具有差别。其中生产起决定性作用，它既支配着生产本身，也支配着其它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是不能支配作用的东西……生产（模式）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模式）。”

因此，马克思指出，虽然需求、消费、交换等其他经济因素具有一些影响，但生产才是最重要的经济因素。他还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比如，消费只有在生产者需要自身产品时或者消费者有购买产品的收入时才会产生，而收入必然来自参与生产的直接所得（工资、利润），或者间接所得（福利、养老金、其他家庭成员的支持等等）。

此外，马克思的分析并没有否定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供需关系。而且，他还简单地问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如果供需处于平衡（均衡），那么经济将会呈现何种态势？”

总的来说，马克思是一个彻底的供给派经济学家。

中国舆论对“凯恩斯主义”存在误读

重点关注经济需求、而非供给的经济学派，通常被称为“凯恩斯主义”。与此相关的观点是，经济出现困难是由于需求缺乏，因此，应增加需求——通常用预算赤字或者货币宽松来增加需求。据称，需求增加能带动生产增加。

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在市场经济中，生产不因需求而产生，而是为利润才会产生。如果需求增加导致利润无增加甚至利润下降，生产不仅不会增加，事实上，还有可能减少。

许多情况下，需求增加都不会提高利润。一是经济没有闲置生产能力，因此生产无法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增加的需求无法使生产增加，而只会导致通货膨胀 。

即使企业存在闲置生产能力，需求增加仍有可能会导致企业盈利能力下降。比如，如果增加的需求增强了劳动力的议价地位，由此将增加工资而降低利润各占经济的比重，甚至利润的绝对值也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增加的需求通过降低盈利能力进而给生产带来负面影响。一些“增加需求”的政策甚至直接降低企业盈利能力，比如，如果增加的需求是通过直接增加工资实现，那么将导致利润占经济比重下降。

因此，“需求增加必然会带动生产增加”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相反，需求增加甚至可能会导致生产下降。事实上，刺激需求的方法可能同时导致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或下降，即陷入臭名昭著的“滞胀”。当然，这些事实并不意味着增加需求的情况下不会导致生产提高。但生产提高是否会发生，并不取决于增加的需求本身，而是取决于增加的需求对盈利能力的影响，即生产后工资与利润的分配问题。因此，盈利能力而非需求决定整个经济过程。

概括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框架和西方经济学框架都认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是经济的供给方面而非需求方面。这并不是意味着需求的效果为零，而是说需求政策的效果不如供给政策。因此，中国某些媒体上充斥的“凯恩斯主义”是错误的，或者应该说，这种“凯恩斯主义”甚至是对凯恩斯本人观点的一种曲解。因为，凯恩斯曾多次着重提到过，利润在市场经济中是决定生产的最重要因素。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框架和西方经济学框架都认为，供给而非需求方面的经济政策更加重要。

劳动分工是供给中的最重要因素

在经济生产过程中，哪种供给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或较小，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提到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200多年前所作的分析，他的分析已经通过了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实证检验。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第一句话明确指出：“劳动生产力、人类劳动技能以及思维判断力的大幅提高，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按其一贯说法来看，斯密作品的主要其他结论都是依据劳动分工基本原则推导而来。

斯密的结论对经济所有层面带来重要影响。正如施本格勒（Spengler）在其所著的《国富论读书笔记》就劳动分工的说法指出：“用庞巴维克（Bohm Bawerkian）的话来说，生产变得更为迂回。”迂回生产，即劳动分工细化，让相互关联的生产网络日益增加。用经济术语来说，就是间接投入相对直接投入有所增加。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100年前，会计只使用笔、纸和简单的计算工具，所需的生产人数相对较少。现在，会计要使用电脑、软件和互联网，总共所需的生产人数成千上万。另举一个例子，一个现代化的汽车装配厂可能包含一个庞大的生产部门，但仅占价值15%的汽车生产过程是在此产生，另占价值85%的汽车部件和其他中间投入生产则是在别处产生。

而且，这占价值85%的汽车生产过程所需的中间产品并不是一次性外部劳动分工就能解释的。这些部件生产是通过数以万计的研发人员和科学家的工作加以改进，而这些研发人员和科学家是数十万教师、大学讲师所培训的。这种劳动分工细化的过程，完美演示了斯密的分析。

马克思则把同样的过程概念化为“劳动社会化”。马克思得出此结论的过程与斯密如出一辙。但就目前而言，没有必要进一步论述这些结论，或者甚至区分斯密的“劳动分工”与马克思的“劳动社会化”说法——这两种说法可谓异曲同工。仅仅需要指出的是，现代经济统计学已完全证明，斯密与马克思的结论是正确的，从而确定了何谓经济供给中的最重要因素。

谁对经济增长最重要呢？

如果量化斯密分析的拉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供给因素，那么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按递减顺序如下：

1. 拉动经济和生产率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是劳动分工——反映在中间产品的增长；

2. 劳动分工细化需要扩大生产与市场规模——结果产生全球化；

3. 劳动分工细化与扩大生产规模，导致固定投资占经济比重上升；

4. 劳动力技能改善，即劳动力质量提高，取决于投入到劳动力培训中的经济资源；

5. 技术进步本身也是劳动分工细化的产物，而技术进步是通过建立专门的研发和其他配套设施实现的。

如同所有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命题一样，斯密的结论经过了实证检验。斯密和马克思发现了何谓拉动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各自建立了一套理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而且，现代经济统计数据已印证了他们的理论。因此，我将在下文运用现代统计方法，分析经济供给中从最重要到最次要因素分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