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思义的新书——《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发布之际，他首次对三十年个人经历、学术生涯，以及对中国经济思想认识来了一次大梳理。

文中谈及他如何对中国经济产生浓厚的兴趣，以及他在任伦敦“副市长”时与中国的交往，在中国智库工作7年关于中国经济的思考，最重要的是，对中国经济思想在全球中的重要地位做出独特的归纳分析，既有感性流露又有理智分析。罗思义独家赐稿观察者网发布。】

老罗送给观网的签名本

“我不会奢望本书会带来重大影响，而是旨在向大家推荐国际最先进的经济研究方法，因为我已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国经济三十年。如果将中国的成就比作撒哈拉沙漠，那么此书就是一粒沙子。不过，正如一个朋友所说的，如果你只能扔一粒沙子，你得确保这粒沙子是扔在正确的位置！如果本书扔的沙子和中国前进的方向一致，那么就没有什么能比这带给我更大的满足感了。我希望中国读者们扔的沙子也和中国前进的方向一致。”

这是我的新书《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以下简称“一盘大棋”）序言里的一段话，相信读者从书名便可明了此书的主题：中美两种新旧势力的交替，对中国命运与世界格局将带来何种影响？

我研究中国经济三十多年，从撰写第一篇中国经济的文章算起，至今也有二十多年，中国不仅取得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成就，而且逐渐形成了世界最先进的经济思想。

我的说法并没有夸大其辞，具体原因在我的新书《一盘大棋》中有详述。而且，在三十多年前，我就持此看法了。当时我撰写了一篇文章，《邓小平是迄今为止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详细阐述了我的这一观点。

作为外国人，用西方经济学术语，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轻松阐述中国的经济政策成为我的优势。如《一盘大棋》所示，我用这两种理论体系，分析了中国经济制度具有优越性的原因。

因为我是西方人，我能够从我熟悉的西方地缘政治角度，来分析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

罗思义和马丁•雅克等人在清华大学召开研讨会

过去七年我一直在研究中国经济，但与以往有所不同，我是同时以外国人和在华工作的亲历者这一双重身份来研究中国经济的。

尤其是三年前成为中国新型智库之一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以下简称“人大重阳”）的首位外籍全职雇员后。在人大重阳，我和中国同事们一道工作，和他们之间的知识互动大大丰富了我分析中国经济的视野——我希望我的中国同事也能象我一样从这种互动中有所收获！

因此，这篇长文想从一个长期关注中国，又在中国智库工作了7年之久的外国人的角度，浅谈我的学术经历以及经济思想的形成，希望能对中国读者有所助益。

中国智慧对一个外国人的冲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盘大棋》颠覆了大多数西方书籍对中国的印象。从马可•波罗（Marco Polo）开始，西方人对中国印象的研究有很多！但《一盘大棋》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讲述的是，中国智慧对一个外国人的巨大冲击。

但如果说这种影响仅仅关乎经济或地缘政治，那么这并不恰当。两者均只不过是达到目的一种手段，因为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完全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

当然，作为外国人，习近平的讲话也激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的责任就是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¹

基于此原因，我在《一盘大棋》中详细阐述了我的结论——

对当今世界来说，中国追求中国梦，对其自身乃至全人类，都是迈出的最伟大一步。中国追求中国梦，并非为让中国利益服从全人类利益，这既不正确，也无必要。但中国的国家利益完全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正是因为这样，我承认，三十多年来研究中国经济，从而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不排除深厚的情感因素在里面——我知道情感必须是清晰思维的助推器，而非别的什么。

因为我觉得，中国过去近七十年取得的惊人成就超过任何国家，中国的民族复兴是人类史上迈出的最伟大一步，中国的民族复兴功败垂成将会是人类史上最大的挫折。这叫我如何不投入浓厚的兴趣关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虽然我不是中国人，但作为关心人类发展的学者，我希望借助于此文概述我与中国结缘的过程，以及中国是如何影响我这个西方人的。

西方就中国问题的争论

三年前，我有幸为人大重阳工作，从而为撰写《一盘大棋》打下关键步骤。

上世纪90年代，我就曾预测到中国经济改革将会取得成功，以及西方倡导的“休克疗法”将会让俄罗斯遭受灾难性的失败，而当时和我持同样看法的西方经济学家只是极少数。

1992年，我撰写过文章《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会成功，而俄罗斯和东欧会失败？》，观点如题，一目了然。

当时讨论的阵营泾渭分明：研究前苏联经济形势的绝大部分（约占90%）的西方经济学家支持“休克疗法”，只有包括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内的少数人反对“休克疗法”，但后者也未预测到中国的经济改革会取得成功。只有极少数（大概不到1%）的西方经济学家，也同我一样预测中国的模式会取得成功、西方的“休克疗法”模式会造成灾难性后果。

这两种不同的经济理论的实证检验可谓是天壤之别：中国取得了人类史上最快的经济增速，俄罗斯则遭受了工业革命以来和平时期最为严重的经济崩溃。

1996年，运用同样的经济理论框架，我在题为《论欧洲单一货币的基本经济意义》（英文请点击）的文章中（中文版请点击），准确地预测到欧元给欧元区国家带来的灾难性影响：

“我可以肯定，这种创建单一货币体系的方式，会导致加入欧盟的相当一部分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

这将会加剧地区间的不平衡和不平等，具体体现为经济萧条、失业、贫困、福利制度崩溃、工会被削弱，以及种族主义、沙文主义、犯罪等现象增加。结局要么是一场经济灾难，要么是欧盟史上最大的危机，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如今，我的分析得到了证实：希腊等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法国“国民阵线”等极右势力和排外党派崛起。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西方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 ）称，“美国将是第一个从这场危机中复苏的主要经济体，中国将是最后一个。”

我则认为，中国将会继续以远快于美国和任何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增长。

事实再次证明，我的分析是对的。

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年）至2014年，美国经济增长8% ，中国则增长80%——中国经济增速是美国的10倍。

任何理论能否通过检验，是看其能否准确预测事实。事实证明，我对中国的崛起、俄罗斯的经济灾难、欧元创建给欧元区国家带来的灾难性影响，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等过去20年最重要的国际经济事件的预测分析，都是正确的，西方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测则是错误的。

这说明，作为外国人，我有可能为中国智库做出一些自己的贡献。

正如中国谚语所说，凡事要尊重事实，要“实事求是”。这些重大事件验证了源自于中国的经济理论，在涉及中国自身乃至全球重大发展事件中的正确性。

与中国经济的最早渊源

但应该说明的是，我作出这些正确分析的原因，并非基于个人视角或者自身优势。并非因为我三十多年前就多么了解中国。我的初步结论是根据经济理论得来的。

我最初的研究领域就是国际经济，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曾学习苏联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