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罗思义于5月4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青年研讨会上的发言，这次着重讲了罗伯特·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错误，是怎么一步步被纠正的，以及戴尔·乔根森等人在此基础上的研究，导致联合国、经合组织与美国正式改变其经济增长成因测算方法。这些事都发生在近二十年内，罗思义称之为经济学界的哥白尼革命。

而这场革命最后的结论，罗思义认为，对中国当前的供给侧改革也大有裨益：即劳动分工、资本投入、劳动力，以及TFP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因素，其中资本投资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贡献占到了60%以上，而TFP仅占了10%。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青年研讨会由中国民生研究院和人大重阳研究院共同举办，罗思义赐稿观察者网发布，有部分删节。】

大家好，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在此特别祝各位青年朋友节日快乐！借着这次研讨会的主题，谈谈我的个人经历与我的专业，希望大家会有兴趣。

有两个重要问题一直贯穿我的职业生涯：第一是我长期关注的中国经济——我已密切关注中国经济三十多年，撰写中国经济的文章24年；其次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相关研究。

拙著《一盘大棋? ——中国新命运解析》（以下简称“一盘大棋”）对两者均有详细论述。拙文《我为什么对中国经济如此痴迷？》则讲述了我与中国经济之间的关系。因此，今天我将主要谈谈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我将尽量少用技术性术语，拙著《一盘大棋》之附录一《从技术细节层面浅谈增长核算方法发展历程》主要供业内专业人士参考。

中国经济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相互关联的原因很简单。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概念的正确性，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来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概念的重要性。下面我将论述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如何贯穿我本人的生活，以及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正在热议的“供给侧改革”之间的关系。

经济学界“哥白尼革命”

中国谚语“实事求是”在国外也很有名。其蜚声国际，是因为它恰如其分地表达了理论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如果理论与事实相悖，那么理论必须做出改变，因为事实是不会改变的。

但这也会决定学科发展进步与否。如果理论与事实相符，学科发展通常不会取得大的进步，因为学术研究只不过证实了现有理论。但当理论与事实相悖时，学科发展反而会取得最大的进步。

当理论发展与事实相矛盾时，科学与教条主义的应对态度往往截然不同：教条主义往往试图否认事实，以坚持错误的理论；科学则往往会要求理论必须为符合事实而作出改变。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两项进步完美地说明了这一点，但这也同样适用于经济学。

在望远镜发明之前，哥白尼只能无助地利用肉眼进行天文观测，导致他得出“地球绕太阳公转”这样影响深远的结论——这与人类以前的结论并无不同。当伽利略（Galileo）用新发明的望远镜观察到围绕木星转动的月球时，“所有天体绕地球公转”的理论不攻自破。

达尔文（Darwin）通过对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物种的详细观察发现，该岛屿上的物种在逐渐发生变化。他发现，物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会发生演变和进化——“进化论”由此诞生。

在过去二十年里，经济学研究领域也发生了类似的正式革命——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学界的‘哥白尼革命’”。哈佛大学教授戴尔•乔根森（Dale W. Jorgenson）所著的《为何联合国、经合组织与美国正式改变其经济增长成因测算方法？》对此有详细论述。我将会一直关注这一过程的最新进展，因为它与我的个人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安格斯·麦迪森 (Angus Maddison)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统计学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经合组织（ OECD）的成立促进了数据领域的进步。经合组织前首席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运用这些数据，首次对发达经济体进行了系统性比较研究。随后，他在其所著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Dynamic Forces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t）中，对此进行了总结。

这些研究导致理论与事实出现典型的矛盾。西方经济理论比如罗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20世纪50年代创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宣称“劳动力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占一小部分，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全要素生产率（TFP）”。

问题是，经合组织与麦迪森的分析显示，事实完全相反——绝大部分的增长是源于资本与劳动力投入，特别是资本。TFP变化对增长的贡献小于其他增长要素，相反对增长做出重要的贡献不仅包括技术，而且还包括国际贸易、生产规模等要素。相关的数据可在麦迪森的实证经典著作《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中找到。

麦迪森本人并没有试图对这些研究成果作出理论解释。相反，他将研究方向放在截然不同的问题——长期增长研究，结果他的经典著作《世界经济千年统计》（Statistics on World Population, GDP and Per Capita GDP, 1-2008 AD）由此诞生。现在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学教材，都在引用这些数据。

麦迪森的研究成果对我的学术生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通过研究他们的著作，我得出结论，经合组织和麦迪森的分析无可辩驳。即使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理论说法与之不同，那么这也仅仅显示，这些理论是错误的。

通过观察麦迪森与其他人的研究方法，我下定决心，将来我的所有分析都要依据事实。我相信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西方和中国。我也因此进一步了解中国经济，这帮助在1992初期撰写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篇经济文章，《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何成功，而俄罗斯怎么会落败? 》。

可以说，当时这篇文章与总结了其结论的另一篇短文在俄罗斯发表后，引起了轰动。因为所作的“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正确的，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是错误的”的分析，遭到了逾90%的西方经济学家的反对。

后来，我和俄罗斯副总统、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进行了公开辩论，并与俄罗斯外交部长和其他高级高员会谈。议会主席向俄罗斯议会所有成员，分发了我的文章。

很显然，当时我没能说服俄罗斯政府不推行休克疗法，借鉴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这是我至今非常遗憾的事。但对我个人而言，这篇文章取得了巨大成功。

尽管当时90%的西方经济学家反对我的结论，但后来发生的事实证实了我的分析。有部分一直关注此事的跨国企业事后找到了我，并与我签约，邀请我成为他们的企业顾问。

因为企业需要准确的分析，我的预测得到证实令他们觉得为我的分析与建议付费，物有所值！

当然，最重要的是，随后二十年发生的事实，印证了我的分析。

自1991 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总量缩减近40% ；男性预期寿命减少6 年，降至1998 年的58 岁；而且2013 年的俄罗斯人口比1991 年时少了460万。

在1991 年（苏联解体前的最后一年）至2013 年间，俄罗斯每年的GDP 增幅只有1.0%，而同期中国的GDP增幅高达10.2%。曾为苏联第二大共和国的乌克兰，情况更糟糕。

乌克兰2013年的GDP总量仍比其1991年水平低23%，也就是说，在过去22年间，乌克兰的GDP净增长为负数。

我的分析是基于我了解中国经济改革，并结合麦迪森所论述的事实，得出了正确的分析。相反，当时的俄罗斯政府拒绝实事求是，武断坚持索洛的“TFP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的理论，推行休克疗法，结果导致俄罗斯遭受和平史上最大的经济衰退。

艾尔文·杨（Alwyn Young）、姜明武（Vu Minh Khoung)、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西方经济学界第二重要的发展事件，是20世纪90年代围绕“亚洲四小龙”（又称“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基本经济问题引发的讨论。

当时“亚洲四小龙”经济快速增长吸引了西方的关注。因此，他们运用索洛创建的增长核算法框架，对“亚洲四小龙”经济进行了分析。

但众所周知，索洛的原增长核算法框架犯有一个基本的错误，它未将资本质量变化（资本存量周期、折旧周期等）与劳动力质量变化（教育、技能、年龄等）考虑在内。这与计算实际工资增长率时，未将通胀因素考虑在内所犯的错误，没什么两样。

对“亚洲四小龙”的分析，包含了劳动力与资本质量变化的最有名著作，当属艾尔文·杨（Alwyn Young）所著的《数字的暴力：正视东亚增长经验的统计现实》（The Tyranny of Numbers: Confronting the Statistical Realities of the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

他的结论明显与麦迪森早前对发达经济体所作的研究一致。它显示，“亚洲四小龙”经济飞速发展，并非获益于TFP的快速提高。“亚洲四小龙”的TFP增速与其他更缓慢增长的经济体一样。因此，东亚经济体经济快速增长，逐渐赶上最发达的经济体，是获益于资本与劳动力的巨大投入。

艾尔文·杨对20世纪60年代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所作的研究显示：“找到发达或者欠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表现并不难，虽然其人均产出增速相当缓慢，但已大致或接近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水平。除了新加坡这个例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生产率增长率不算特别低，但按照战后标准也不算特别高。”

艾尔文·杨的著名论文，是对亚洲四小龙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所作的增长研究。因此，新加坡经济学家姜明武（Vu Minh Khoung)历时20年，运用现代统计技术证实这些分析，就特别重要。

他所著的《经济增长动力：对亚洲经济政策的比较分析》（The Dynamics of Economic Growth: Policy Insights from Comparative Analyses in Asia），是近年来此领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唯一的遗憾是他的书尚没有中文版。

姜明武的统计结论显而易见证实了杨的分析：“亚洲增长模式的秘决不是依赖于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高速增长，而是让其维持一个合理的增速，尽管这需要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进行密集的要素投入。”

西方对亚洲四小龙的分析是教条主义而非科学的一个典型例子。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完全错误的文章——《亚洲奇迹的迷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他强烈重申了索洛的“经济增长必须以TFP 增长为基础”理论。正如数据明显显示，亚洲经济快速发展，并非基于TFP 增长。

因此，克鲁格曼认为，亚洲经济崛起的重要性与潜力被夸大了。他认为，从到2010年的前景来看，称亚洲崛起的说法如20世纪60年代苏联的赫鲁晓夫的夸大其词一样荒谬（注：1960年联合国秋季会议上，赫鲁晓夫用鞋子“怦怦”地敲着联合国的主席台，宣称：“我们将会埋葬你们。”）。

克鲁格曼称，应该给预言亚洲经济快速增长的人浇盆冷水，因为亚洲未来的增长前景会远比任何人想象的更有限。他还特别批评了中国与新加坡，称两国的增长受益于汗水而非灵感，是亚洲错误增长模式的典型例子。

随后二十年发生的事实驳斥了克鲁格曼的论断。以克鲁格曼特别点名批评的两个国家为例，中国的增长率远快于任何国家，与此同时，新加坡的人均GDP超过了美国：按照当前汇率计算，新加坡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103%；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加坡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144%。

新加坡的表现证明，“亚洲增长模式”可以达到比美国更高的发展水平。

艾尔文·杨遵循实事求是方法所作的分析被证明是正确的，克鲁格曼的错误理论则在事实面前被打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