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报道称苹果总裁库克表示，将着手在印度市场开设"苹果生产线和研发以及服务"，虽然观察者网已经发布陈经的文章予以辟谣。但各界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外迁的担忧仍然存在。据印媒此前报道，富士康也有意在印度买下1200公顷土地，建造新的工厂生产iPhone。

中国正在多方鼓励创新，期望在某些领域弯道超车，占领国际科技最前沿。不过，罗思义赐稿观察者网认为，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中国依然不应放弃成本创新的巨大优势，这一优势目前正在成为中国企业超越国际同行的核心优势，也是中国走向繁荣的关键。】

创新无疑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但中国一些媒体在讨论此问题时往往不能抓住重点，搞不清“成本创新”与“产品创新”两种不同类型创新战略的区别。

华为、万向集团、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CIMC)与其他中国公司遵循“成本创新”战略，成功赢得国际竞争力；苹果则是遵循“产品创新”战略。

搞不清这两种类型创新的区别，可能会导致中国制造的发展策略遭受挫折。比如，印度近来试图吸引富士康等公司搬迁到该国，以与中国竞争制造基地——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近来访问印度引起了该国极大的关注。

从基本的经济角度看，可以清楚地看到“成本创新”与“产品创新”这两种不同战略的区别。当生产率提高时，有两种途径可以提升竞争优势：

•以更低的价格生产同样的产品。技术、物流、管理等创新，可用于生产同样或者类似质量但价格却较低的产品——国际上称之为“成本创新”。

比如，华为或小米等智能手机厂商所生产的产品并不优于苹果，但他们取得了成功，这是因为他们生产的产品拥有同苹果类似的功能但价格低得多，即性价比更好。

•第二种战略则是价格保持不变，生产的产品质量更加优越。这是苹果所使用的战略——不是以较低的价格竞争，而是维持较高的价格，寻求引进新且优质的产品。这一过程称之为“产品创新”。

经济基本面决定了“成本创新”，在一个时间内，仍然是中国的主导战略。

“成本创新”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中国的主导战略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2015年的人均GDP仅为美国的25%；按照当前汇率计算，中国2015年的人均GDP则仅为美国的14%。

中国能生产优质产品，就认为很快就可以抢占“技术前沿”美国的地位，是不切实际的。

经济冒险主义总会带来挫折。比如，忽视成本创新的重要性，转而寻求产品创新的虚幻战略，将会给中国的竞争对手印度等国创造机会。

因为这个问题对中国如此重要，所以我特摘录我的新书《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之第八章《为什么苹果选择在中国制造iPhone》以飨读者，为大家分析两种基本的创新战略。

为什么苹果选择在中国制造iPhone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对其发展战略至关重要。由于劳动分工造成的各种因素的相互关联性及其生产率乘数，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可能跨越某个或某些经济发展阶段。本章旨在阐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分析这个最基本的趋势。正如本书所示，在经济发展诸“索洛要素”中，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最不重要的要素，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8%，而劳动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分别为30%和53%。

数据还显示，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降低，它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9%，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贡献率仅为11%。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发展中重要性降低的原因比较清楚，下文将对此加以分析。

结合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发展中重要性降低的趋势与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呈上升趋势，而全要素生产率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则呈下降趋势。这对中国的经济战略具有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下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创新具有决定性影响。

采取提高退休年龄和提高劳动力质量之类的措施，只能减轻但不能完全克服中国因劳动年龄人口下降造成的劳动投入减少。由于劳动投入减少以及因此造成的经济发展“索洛要素”在数量上的减少，中国只能依靠增加固定资产投入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进而实现繁荣。

鉴于本章的探讨重点是全要素生产率，为避免烦琐，除非另有说明，下文中的“生产率”均是指“全要素生产率”，而不是体现为劳动或其他形式的生产率。

转型过渡期：投资和生产率是中国的优势

为了解中国向发达经济体过渡即渐趋繁荣的总体过程，下表（表8-1）显示了中国经济增长诸要素，并以若干经济体类型作对比。为完整起见，表中所列作为对比的经济体类型除发达经济体外，还包括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亚洲外发展中经济体和全球经济平均值，但就此处探讨的问题而言，发达经济体才是最重要的比较对象，因为中国的目标是从目前的发展中经济体过渡到发达经济体。

下表再次证明了上一章分析的观点，即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在劳动投入年均增长率方面呈现出来的是劣势而不是优势：发达经济体的劳动投入年均增长率为0.7%，而中国仅为 0.5%。

因此，在中国的“开放性”经济体系中，中国的决定性优势，即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决定性因素，是固定资产投资和生产率而不是其他任何因素：

•中国的固定资本年均增长率为5.8%，比发达经济体高4.5%。

•中国的生产率增长率为2.7%，比发达经济体高2.5%。

如第7章所分析，这两个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4%。对于中国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的优势，第6章已经进行了分析，本章旨在考察分析中国的生产率变化趋势。

上表（表8-1）再次证明了这样一个主要趋势：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增长率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该表中的数据与表6-1中的数据使用了不同的指标，但反映了同样的趋势。现将其明确表述如下：

•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0.2%，发展中经济体的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0.9%。

•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1.2%，高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

•中国的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2.7%，非常令人瞩目。¹

将表6-1与表8-1结合起来可以看出，发展中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速度高于发达经济体，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对其经济增长的作用低于发展中经济体。正如上文所述，这一规律对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有直接的影响：随着中国逐步向发达经济体过渡，其生产率增长将会变得缓慢，生产率增长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会下降。

后发优势

发展中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原因从经济学角度是很容易理解的，简而言之，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经济学家林毅夫将这种“后发优势”视为他的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基石，他总结道：

发展中国家在引进新技术时，能够借用或改造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这样一来，就把自身的落后转化成了优势。而发达国家则必须站在全球科技前沿，因此需要持续投入巨额资金从事新的研发活动，以实现技术创新。因此发展中国家有可能以几倍于发达国家的速度实现技术创新。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