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浪潮标志着阶级重返英美政治的核心，这在美国极具象征意义。几十年来，“工人阶级”的概念在美国政治话语中一直处于边缘。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这反映了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据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2000年只有33%的美国人自称属于工人阶级；而到了2015年，这个数字变为48%，几乎是美国一半的人口。

英国退欧主要也是一场工人阶级抵抗运动。在此之前，阶级在欧美政治中的角色一直在消退，让位于性别、种族、性取向、环境等有关问题。而如今，由于其影响范围广泛，阶级问题的回归有可能重新定义政治图景。

阶级问题的重新出现不应与劳工运动混为一谈。它们并不是同义词：这在美国是显而易见的，而英国也呈现类似的趋势。事实上，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英国的阶级和劳工运动之间的差异越来越显著。工人阶级作为一股新的政治声音在英国重新出现，甚至左右了英国的退欧投票，这可以看作是一种不满和抗议的初步表达，但人们并不倾向于将它看作工人运动的一部分。

实际上，在影响移民和欧洲问题态度方面，英国独立党与工党同样重要。在美国，特朗普和桑德斯都提到了工人阶级的反抗，后者提的不比前者少。工人阶级不属于任何人：与左派一厢情愿的想法不同，工人阶级是政治变量的表达形式，其政治倾向性是不可预知的。

新自由主义时代从两个方面被削弱。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它本来就拿不出亮眼的成绩单，如今更是一片惨淡。欧洲经济规模只比2007年金融危机之前略增长了一些；美国做得稍好，但经济增长也始终乏力。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认为，未来最有可能的境地是陷入长期停滞。

更糟糕的是，由于经济复苏是如此无力，人们普遍认为，下一个金融危机很可能正在向我们走来。换句话说，新自由主义使西方回到了上世纪30年代那种充满危机的世界。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大多数人认为下一代人的生活水平达不到自己当年的高度，也就不足为奇了。其次，那些被新自由主义时代抛弃的人们不再准备默然接受命运——他们越来越努力地反抗。我们正在见证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结束。它还没有死，但已经奄奄一息，正如上世纪70年代的社会民主主义。

知识分子的反对声音，是新自由主义影响力下降的明显标志之一。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经济辩论逐渐被货币主义者和自由市场支持者主导。但自西方金融危机以来，知识界辩论的重心发生了深刻的转变。这在美国最为明显，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保罗·克鲁格曼、丹尼·罗德里克和杰夫瑞·萨克斯等经济学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成为畅销书。他和托尼·阿特金森、安格斯·迪顿的著作把不平等问题推向了政治议程的风口浪尖。而在英国，在经济学界长期受到孤立的张夏准终于获得大批人支持，超过了那些把经济学当作数学分支的学者。

与此同时，那些曾经极力鼓吹新自由主义的人，譬如劳伦斯·萨默斯和英国《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如今都转持批评态度。如今，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声浪与日俱增，新自由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在步步后撤。而在英国，媒体和政治世界却远远落后于时势，很少人意识到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尾巴上。旧的态度和假设仍然占主导地位，无论是在英国广播公司的“今日”栏目，还是在右翼媒体或议院工党。

在爱德华·米利班德辞去工党党魁后，几乎没人能预见到杰里米·科尔宾在随后的领导人选举中获胜。当时的猜测大多大同小异，无非是一个布莱尔的支持者或是像米利班德一样的过渡者，但绝不是科尔宾那样的人。但时代精神已经改变了。工党党员们、特别党内规模空前的年轻人想要一个崭新的工党，一个彻底的突破。由于大多数社会民主党派在不同程度上已成为新自由主义和极度全球化的拥护者，左派因而无法领导幻想破灭的工人阶级，失去了脱颖而出的机会。这一现象最极端的形式是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提出“第三条道路”的英国新工党和美国民主党，分别以托尼·布莱尔和比尔·克林顿为代表。

根本无人料到科尔宾能成为工党领袖

但正如戴维·马昆德在《新政治家周刊》评论说，如果一个社会民主党派不代表那些不幸者、弱势者和失败者，那它存在的意义在哪里？新工党抛弃了那些需要它的人，那些它传统上应该代表的人。既然如此，那些被新工党抛弃的人如今抛弃新工党，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痴迷金钱的布莱尔下台后，为别国名声不佳的总统和独裁者当顾问，他的旋转门简直是新工党消亡的最佳证明。

科尔宾的竞争对手——伯纳姆、顾绮慧和肯德尔——代表着旧政的延续。他们被科尔宾以60%的得票击败。新工党终结了，就像蒙提·派森的鹦鹉一般死得透彻。但很少人准确地把握到其背后的意义。《卫报》曾刊文对党员数量增加表示欢迎，并呼吁支持顾绮慧，这无异于自打耳光，浇灭新入党者的热情。议会工党拒绝接受科尔宾当选的结果，并尽全力试图赶走他。

20世纪70年代末，工党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撒切尔主义的崛起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诞生，并最终以新工党的形式拥抱了撒切尔主义。如今，撒切尔主义作为一种范式，已经快要寿终正寝，而工党还没有意识到。工党和其他人一样，都必须打开新思路。许多党员出于对新工党的厌恶，转向科尔宾——一个从未接受过布莱尔的人，他可以说是布莱尔的对立面，身上体现着后者不具备的真实和得体。

科尔宾不是新时代的产物，反而是朝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一种倒退。这既是他的优势又是他的弱点。他从未接受新工党，因而免遭其政治遗产污染；但他似乎也不理解新时代的本质。在一个高度流动、不可预测、几乎没有任何确定性的政治环境中，工党面临分裂和削弱的危险，而科尔宾如同泥足巨人，随时可能因内部缺陷而倒下。

工党或许处于“重症监护”之中，但保守党的情况也不是很好。戴维·卡梅伦在英国退欧上犯了一个巨大的、不负责任的错误。他被迫在最不光彩的情况下辞职。保守党不可挽回地分裂了，它在英国退欧之后不知路在何方。退欧者构想了一幅乐观的图画——远离衰退的欧洲市场，同时拥抱广阔的世界市场，但他们很少提及世界市场究竟是指哪些国家。现在看来，新任首相特蕾莎·梅似乎对中国持有不合时宜的敌意，并打算抹去前任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如果政府抛弃中国这个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市场，英国将往何处去？

退欧已经使英国支离破碎，四分五裂，苏格兰很有可能会选择独立。同时，保守党似乎还不明白新自由主义时代即将结束，现在只是在垂死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