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判决古米特引起骚乱？

在印度社会政治生活中，“恩主-侍从（Patron-Client）”模式是最为常见的政治资源组织形式。一般而言，地主、氏族领袖、宗教领袖等少而强的势力成了恩主，而佃农、族人、信徒等多而弱的势力则成为了侍从。在这个体系中，侍从自下而上为恩主提供政治选票、经济供养、甚至充当炮灰，而恩主自上而下为侍从提供精神慰藉、个体保护、政治地位和经济分红。

但是，由于地主、氏族领袖的势力范围有限，难以适应最新的政治传播趋势，因此各种“宗教上师”就脱颖而出，利用超越地理限制的精神宣讲，成为“恩主-侍从”模式的新时代主角。研究为什么宣判古米特会引起轩然大波，“恩主-侍从（Patron-Client）”视角是极好的观测视角。

以古尔米特为例，他利用电影、音乐、公益和商业手段动员数量高达百万的追随者，并引导他们参加邦内或联邦的选举；通过引导投票，他又能把追随者手中选票换为可以利用的政治、经济、社会资源。例如，古尔米特之所以能够获得印度政府最高级的“Z+”安全防护，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早年为国大党在旁遮普邦的地方选举中立下汗马功劳。此外，印人党控制的哈里亚纳邦体育部2016年将500万卢比的体育设施补助授予古尔米特麾下的“真理之地”，这也被认为是在回报他对于印人党的支持。

由此可见，古尔米特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对于追随者的强大号召力和动员力。既然这种力量可以用来替政党打选战，那么更可以用来解古尔米特的围。从这个维度上说，这次判决之所以能够引起骚乱，很大可能就是古尔米特和“真理之地”组织主动引导的“护主”行动。

此外，在古尔米特的支持者中，除了一部分人可能出于对教主的崇拜和虔诚的信仰而投身抗议，另外更大一部分走上街头的原因则可能是因为现实利益受损。例如，很多古尔米特的追随者其实也是与古尔米特捆绑在一起的利益代理人，他们需要“上师”站台、加持、背书才能顺利获得商业和社会影响力。然而，一旦古尔米特身陷囹圄或者由于强奸罪名誉扫地，这些代理人就无法在古尔米特的圣光照耀下行动了，而离开了“上师”的光环，这些人将成为无本之木。毕竟，“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这也是古尔米特的拥趸们这次要和印度政府、媒体死磕的原因。

为什么印度“上师”满地走？

南亚原生宗教（包括印度教、锡克教、佛教、耆那教）传统的神秘主义倾向和师尊传统，再加上对于神性的非严格定义，使得印度成为各种“上师”、“大师”、“尊师”、“圣人”、“古鲁（guru）”的乐园。与之比较，北京朝阳区常见的散养仁波切、文娱明星顶礼膜拜的藏密大师、和国内新富人群青睐的灵修尊师，只能算是这些印度大神的徒子徒孙。

建国伊始，为了防止宗教、教派成为变成印度分裂的策源地，印度选择实行消极的世俗主义，这与中国的积极世俗主义有明显区别——例如，在中国，积极的世俗主义意味着对于所有宗教一视同仁，在宪法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严禁实行施行教法；在印度，消极的世俗主义也意味着对于所有宗教一视同仁，向每个宗教分封自由空间，实行与通行民法相异的教法（例如，穆斯林男子娶妻、印度教遗产分家可以按照宗教惯例）。

可以说，印度在宗教领域贯彻了比较彻底的“市场经济”，允许各路大神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通过多种手段吸引追随者，这也是各路大神充满争议的原因。根据“真理之地”的说法，上师与女弟子（sadhvis）交媾，给男弟子（sadhus）阉割都可以使他们更加接近神，这也是精神、宗教修炼的一部分，按理说印度政府不应该直接介入宗教事务。原本是你情我愿“民不告、官不究”的事情，现在闹得满城风雨，是印度法律错了，还是“上师”错了？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印度“上师”们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结合。印度“上师”横行的局面，其实和中国上世纪80、90年代的练功风潮异曲同工。曾几何时，中国也是各种大师横行，当时的大师们不仅通过气功、香功、特异功能收获了百万规模的信徒，还靠“发掘民族精粹、弘扬文化瑰宝”赢得了权威部门的加持和背书。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民众在快速的社会、经济变革面前，其精神刚需难以被既有的社会生活填补，使得大师们有机可乘；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面对西方世界全方位领先的优势，社会自上而下都进入一种渴望挖掘民族自豪感的病急乱投医状态，把一些迷信、伪科学、骗术加上传统文化的外衣，奉之为圭臬，并四处大肆宣扬。

目前看来，印度似乎还没有走出“寻找自信”的阶段。经济、政治、军事、科技作为印度大国地位的支柱还未稳固建立，因此印度只能在软性的文化方面下功夫，把印度教文化作为民族主义的凝结核。以印度教民族主义立命的印度人民党2014年上台以后，这个趋势更是愈演愈烈，有把印度教、印度传统文化、印度教大师们都聚拢到民族主义旗下的趋势。作为莫迪的好朋友，“上师”兰德福在哈里亚纳邦的一次印度人民党集会上居然宣称：“谁拒绝赞颂‘神母印度万岁’，谁就应该被砍头。”古尔米特也不例外，除了精神修炼和嚣张的装扮以外，他也非常喜欢将自己与印度国旗、国徽等政治符号对接，以彰显其民族主义的本色。

然而，寄希望于上师的号召力，不加甄别地把传统文化视为民族主义的凝结核非常危险，可能引火烧身。归根到底，“恩主-侍从（Patron-Client）”还是政治资源动员的基本模式——相比宏大而虚无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大业，数量庞大的底层信众更愿意相信与他们建立了精神联系和物质关系的上师。由此看来，这次审判古尔米特造成的骚乱还仅仅是波及了印度西北几邦，要是哪天审判势力更大的上师（比如兰德福），他千万信众教徒岂不是要围攻印度总理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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