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全球化困境：中国需要推动全球协调和正确对待经济民族主义

面对这些问题，如何走出全球化的困境呢？庞中英认为，经济民族主义再次兴起。这是全球化的世界的现实。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应对这一大的根本挑战。

庞中英认为，应对全球化低潮和经济民族主义再次崛起的挑战的根本方法之一是加强全球协调（global concerts of powers）。他认为，各国政府内外的有识之士应该就全球协调形成共识并付诸行动，否则，世界可能在21世纪再次滑向大冲突的灾难。目前是正式启动全面而深入的全球协调的时刻。

庞中英1997年在北京大学的国际政治专业博士论文就是专门研究经济民族主义的。那是国内第一本专门研究经济民族主义的专著。庞中英写作其博士论文的时候，全球化正在凯歌行进中，大多数人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是不理性、不科学、不符合全球化大势的而对经济民族主义予以否定。

“让美国再次伟大”

经济民族主义一直是世界经济的顽强存在，从来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庞中英指出，解读英国退出欧盟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政策，经济民族主义才是正确的角度，因为经济民族主义再次回到英美国家的政策。在历史上，美国是依靠经济民族主义起家的，但后来转向了经济帝国主义。特朗普治下的美国，试图以经济民族主义使美国再次辉煌（MAGA）——这是一个具有巨大讽刺意味的历史回归。英国退出欧盟也是经济民族主义的解决方案。英国离开欧盟是欧盟首次缩容。

一句话，经济民族主义成为矫正全球化带来的失衡的方法。不管喜欢还是反对经济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是现实和趋势。当然，任何脱离全球化和世界秩序的行动，尽管有其理由，都不容易，甚至很难成功。英国很难在2016-2018年期间完成其退出欧盟的程序。

在回答现场听众的提问“抵制外国货是不是经济民族主义”时，庞中英认为这个问题不是能简单回答的。在中国生产和经营的跨国公司仍然具有其母国的民族国家特性，其大半利润都回流到了本国，尽管其在中国享受着WTO规定的国民待遇。其在中国的偷税和避税行为，以及要求中国政府改善对外资的环境，也都说明其并非中国的民族企业。若这些企业因为其没有处理好与中国的劳工、消费者等社会关系，如果其产品和服务遭到抵制，也是正常的和必然的。许多国家都有经济民族主义者。经济民族主义者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法不是全球或者世界主义的。庞中英呼吁要正视经济民族主义和研究经济民族主义，不要简单地笑话经济民族主义。

2012年9月18日, 中国民众在日本驻北京大使馆前游行抗议，其中一个条幅上印着“拒买卖日货”。 © 东方 / VOA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汲取历史的大教训，21世纪建立的全球协调（global concerts of powers）不能仅仅包括国家，也要考虑非国家行动者。庞中英指出，只有通过政府、大公司、非国家机构通力合作，加强国际金融制度、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主导的气候治理，这样才能重建全球治理。全球协调包括地区协调，庞中英尤其强调，如果说19世纪的欧洲协调决定当时的世界秩序，那么，亚太、亚欧地区的协调将决定21世纪的世界秩序。

庞中英批评了“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这个似是而非的说法，指出要对中国与全球化的关系做新的评估。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受益仅仅是一个方面，中国也在全球化中付出各种代价，尤其是，中国也一样存在着欧美的全球化输家，甚至，中国的全球化输家不比欧美少。

而当中国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全球化的最大赢家时，欧美的经济民族主义者更加认为中国才是造成他们是输家的根源。特朗普在竞选中不断地把中国作为美国今日问题的根源。中国不幸成为美国问题的替罪羊。“反全球化”成为反中国。

对于“全球化正在进入下一个阶段，中国成为全球化的新动力”、“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中国驱动、组织、领导全球化”等说法，庞中英表示这是一种可能和希望。中国其实也需要自己的经济民族主义。在别的国家借助经济民族主义加强他们的时候，中国如果还在谈论什么全球主义，根本无法应对他国的经济民族主义。中国必须汲取全球化政策的成功和失败的教训。

最后庞中英总结说，中国更需要经济民族主义并不意味着回到计划经济等，而是要加强市场经济，形成中国真正的市场经济，因为真正的市场经济恰恰是以民族为基础的，即以本国的基本人口为基础的。一种经济若不是以本民族为基础的，而是跨国公司主导，则肯定不是民族的，也非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内的市场经济和全球经济，都需要政府的作用。经济民族主义下，政府的作用可能会被夸大和滥用，但是，通过国内民主进程和国际政策协调，政府的作用将受到限制，市场经济得以发展，全球经济得以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