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偶然浏览到杨奎松教授在《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3期所发表的对拙著《毛泽东传》的评论。感谢杨教授对拙著的关注，同时，想与杨教授探讨一下他在评论中的一些错误。

一、 关于我的《毛泽东传》的各种版本

杨教授通过比较我的各个版本的《毛泽东传》（除德文版本之外）开始他的评论。他强调：“俄文版与英文版在对传主的认知与评价上也有差别。这一差别的形成，很可能与英文版的合作者梁思文的参与以及西方读者的阅读需要有关。”（杨奎松：《评潘佐夫的〈毛泽东传〉——兼谈潘书中的若干史实错误》，《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4页。以下在引用该文时只注明页码。）我质疑杨教授是如何发现我在两个版本中对毛泽东的认知与评论有差别的?首先，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俄文版与英文版在对毛泽东的“认知与评价”上没有什么差别。其次，从各种迹象来看，杨教授的英语能力有限，而他的俄语能力则完全没有，这可能是他没有意识到的问题。

二、 关于埃德加·斯诺和费正清

杨教授称，我断定在西方史学界研究毛泽东有两种思想，第一是埃德加·斯诺学派代表的毛泽东是一个苏维埃马克思主义者，第二是费正清学派代表的毛泽东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家（第6—7页）。

我从来没有发表过这样的言论。在我的各版书籍当中我只写到过，在1937年，在他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斯诺认为毛泽东看起来像一个忠实的苏维埃马克思主义的信徒。随后我又写道，在20世纪40年代，埃德加·斯诺，海伦·福斯特·斯诺，史沫特莱，弗莱达·阿特利,克莱尔·班德和威廉姆·班德，T.A.比森，哈里森·福曼等人，都“异口同声地向世界保证说，中国共产党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美国中国研究的领导者们，包括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勃兰德（Conrad Brandt）以及诺斯（Robert C. North），都提出毛泽东在与斯大林的关系上及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上的“独立性”，这一观点成了一个经典公式。（本文所有粗体均由作者标注）

为什么杨教授要错误地理解我的观点呢？

三、 罗伯特·C·诺斯对毛泽东的看法

杨教授认为：“美国学者前期的研究，因为受到麦卡锡主义和冷战思维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也多半倾向于认定中共，包括毛是莫斯科的傀儡。”（第7页）

这种倾向是确实存在的，但是杨教授错误地以罗伯特·C·诺斯的《莫斯科和中国共产主义者》（Moscow and Chinese Communists）举例。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诺斯、费正清、史华慈还有布兰德都一样坚信，“毛泽东的生活经历……会导致人们怀疑，这位农民领袖会错误走向“纯粹无产阶级路线”或对苏俄原则的教条主义应用。……毛泽东的崛起似乎并不受约瑟夫·斯大林和其他莫斯科的共产主义领导人的影响，而非由于他们的原因。”顺便说一句，诺斯是一个自由派学者，如果他知道在他死后15年有人会把他当成“麦卡锡主义者”的话，他会感到失望的。

四、 关于中国学者们的优先性

杨教授写道：对莫斯科直接影响毛泽东的问题，“早在潘书俄文版出版10年前就有中国学者做过较深入的研究，并得出了相近的看法。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读一下潘书的注释，也不难有所了解。”（第8页）

事实上，我在1981年就开始写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关系的历史，但是我总是意识到中国的学者们在这方面对我所产生的影响，我也从未否认他们在很多方面所具有的优先性。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书中写道：“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档案馆的档案材料也很重要，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们的努力，最近这些材料才开始为人们所知。”

我不仅对包括杨教授在内的中国历史学家们的著作进行了仔细品读，而且我也尝试把更多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放在一起展现给读者。杨教授也承认：“潘书的主要价值或贡献，理当是集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中、俄、美等诸多方面各种前期研究之大成，同时提供了一些自己独特的思考和研究心得……它毕竟将不少新发现或新开放的俄国档案，包括中外学者新发现的档案史料，较已有传记更全面、更系统地集中起来了。仅此一点，对现阶段大批关心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新成果的读者来说，它也还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传记。”（第8页）

五、 对俄罗斯档案的使用问题

杨教授抱怨：“自潘书中文简体版出版以来，不止一次读到和听过人们称许此书的‘史料价值’。”（第8页）为了证明人们的这个观点的“错误”，杨教授不惜花费时间认真计算了我在中文版中发布的一些新文件，并将这个数字与我在美国版本中引用的文件数目进行比较，甚至还比较了一些参考文献与其他尾注。(第8—11页)最终杨教授得出结论说，我的“俄国档案的披露还在其次”。（第8页）

对于杨教授这个耗时的工作我认为值得赞扬。但我很遗憾他浪费了这么多宝贵的时间。我的书不是一本档案文件的合集，我也不会和其他的编译者们的著作去竞争。虽然我实际引用并公开了一些新档案文件，这些文件改变了我对毛泽东的看法，但我从来没有声称过我书中的所有资料都是来源于未知出处的卷宗。我的书是基于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秘密档案中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私人档案，其中包括毛泽东档案15卷。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资料。我的书是我多年来研究过的原始资料以及其他相关资料的结晶，目的不是让读者震撼于解密的档案，而是在尽可能多的信息基础之上，以更自由的批判性态度，不夹杂政治偏见的立场去解密和了解毛泽东复杂而又精彩的一生。

（@风传媒，余志伟摄）

六、 关于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的立场

杨教授指责我错误地理解了毛泽东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立场。他声称，毛泽东那时是赞成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积极开展工作的，而不是我所强调的偏见。他指责我使用了张国焘的回忆录而不是马林关于大会的记录。

我想这一点杨教授错了。我没有以张国焘的回忆录替代马林的会议记录，而是将其作为对马林的会议记录的补充。我在尾注中明显地确认了这一点。张国焘的回忆录与马林的会议记录并不冲突，但是杨教授却拒绝看到这一点，从而试图表明毛泽东没有犯错误。这就是他为什么选择性地引用的原因所在。他甚至并没有注意到，在马林的会议记录中，马林对于毛泽东有一些犹豫和怀疑的描述。比如，他根据马林的会议记录写道：

毛泽东和本身就是工人出身的王荷波，邓培等代表明确讲，中国工人只“关心改善生活条件的问题”，充其量拥有民族主义情感，毛并告诉马林，他对（湖南）工会组织已经拿不出任何办法，所以十分悲观。（第16页）

杨教授很明显地曲解了马林的原话。马林是这么写的：“毛和其他人说‘工人们都有一个相同的一点，工人们关心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的问题，他们对政治和阶级斗争的理解都是有限的。’”除此之外，毛泽东“对工会组织已经拿不出任何办法，所以十分悲观，他认为只有俄罗斯的介入才能拯救中国”。毛泽东还说“中国的革命必须在世界革命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