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在俄亥俄州的克林顿港，共6050名居民。本市算得上是美国梦的典型代表。不论父辈是银行家或工人，每个人都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可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克林顿港高级中学的停车场上，有钱人家的孩子开着BMW敞篷跑车，无家可归的同学则只能睡在破车里面。美国梦已经变异为各行其道的美国梦魇。这座小城的故事以及孩子们的命运，令人感慨地成为美国历史的象征。

克林顿港街口

我上学那会儿，几乎所有同学都是和父母住，小区里大家都能互相叫出名字。有些同学的父亲在本地的汽车零件厂或石膏厂工作，还有一些，例如我父亲，则是小商人。那是工会强势、不愁找不到工作的时代，没有哪家人家遭遇过失业或严重的经济问题。克林顿港高中的学生很少是富家子弟，而仅有的少数有钱学生会拼命掩盖自己的身份。

半个世纪过后，我当年的同学如今大多已经退休，社会阶层均有所攀升。其中，将近四分之三的人在学历和收入水平上超过父母。我同学这一辈中，三分之一的父母高中没毕业，近一半的父母没上过大学。

当时，俄亥俄州的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学费都不高，因为有当地筹集的奖学金——扶轮社、汽车工人联合会、青年女子俱乐部等组织纷纷倾囊相助。我班上仅有的两名黑人同学遭到种族歧视，父母连小学都没毕业，但他们俩最终都念到了研究生。不管是对两位黑人同学，还是班上的白人同学，家庭背景都不是出人头地的障碍。而在21世纪，家境却成了一道坎。

我们高中的（白人）风云人物是橄榄球队的四分卫“杰克”（化名）。杰克住在城里的贫民区。他父亲上学只读到八年级，为了养家糊口打两份工：从早上7点到下午3点，在克林顿港制造厂的流水线上工作，然后从3点半到晚上11点在罐头厂工作。虽然杰克的父亲每周要工作70多个小时，他还是去观看了儿子的比赛。杰克一家买不起汽车，只好搭邻居去教堂作礼拜的顺风车，吃简便的蔬菜烧肉丁充饥。父母宁可吃苦也要供杰克上大学。杰克选择了克林顿港高中的大学预备课程，成绩位居班级前四分之一。他的牧师指引他考本州南部地区的路德教学院，并且打电话帮他争取助学金。杰克毕业时没有欠一分钱，继续赴神学院深造，最终成为一名合格的路德教牧师，并在业余时间担任高中橄榄球队教练。

杰克从井井有条、家境清寒的工人家庭走出来，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养家糊口。据对我班上同学最近展开的一次调查，杰克的人生轨迹在那个年代并不稀奇。我的老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那时候很穷，但一点儿感觉都没有。”实际上，根据我们所享有的社会支持的广度和力度，我们是富有的，只是自己感觉不到。

毕业后，谁也没想到克林顿港会有什么大变化。我们班将近一半人考上了大学，其他留在城里的同学有理由相信自己能找到稳定的工作（如果是男生）、婚姻，过上比父辈更好的生活。

一座废弃教堂

但在全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大背景下，克林顿港高中59届毕业生的子辈和孙辈将陷入险恶的漩涡。对于克林顿港而言，这将是刻骨铭心的变化，反映着全国大势。

1950、1960年代克林顿港的制造业繁荣开始在1970年代遭到撼动。Standard Products公司的厂房位于城东，1950年代可创造近千个稳定、高薪的蓝领工作岗位，而到了1970年代，薪水削减过半。经过二十多年的裁员和“回报”，枫叶街上的这座工厂最终于1993年倒闭，铁丝网将厂房团团围住，并贴有环保署的毒物标识。这只是本市经济衰落最明显的标志而已。

渥太华县的制造业就业率从1965年的55%下降到1995年的25%，现在还在一路下跌。截至2012年，渥太华县的工人平均实际工资已40年未涨。按照通货膨胀率因素调整，现在的平均工资比1970年代初还少16%。克林顿港高中的毕业生愈发不愿留在本地。本地人口数量逐年下降。市区里的大部分商店已经倒闭，门可罗雀，因为有能力消费的人越来越少，郊区的沃尔玛也抢了不少生意。

经济衰退的恶果本来可以在家庭和社区得到缓冲。但随着形势的恶化，1950、1960年代的社会纽带逐渐断裂。青少年犯罪率在1980年代急剧上升，2010年时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工资降低、世风日下，渥太华县的单亲家庭比例从1970年的10%上升到2010年的20%，同一时期，离婚率翻了4倍。克林顿港作为1980年代本地经济衰退的中心，未婚生子的比例从1978年倒1990年间翻了两番，约占总生育数的40%左右，将近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

不同于1959年的那一届工人家庭的孩子，克林顿港如今的高中学生尽管同样努力、同样优秀，陷入了困难，甚至绝望的境地。18岁的白人女青年“瑞贝卡”（化名）和我孙女是同代人。她的祖父可能就是我的老同学。但是，我依靠本地某公司提供的奖学金考上了大学，他却没有继续念书，而是选择了薪水优厚、稳定的蓝领工作。然后，工厂倒了，蓝领工作岗位也消失了。我的孩子和孙子、孙女可以去精英大学，踏上成功之路，他的孩子却永远找不到稳定工作，周围环境浸染着毒品和罪犯，感情不顺。

克林顿港初中和杰弗逊小学遗址

他的孙女瑞贝卡讲述了无人陪伴、无可信赖、无可依靠的伤心往事。她上幼儿园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母亲离她而去。于是，她经历无人照料、忍饥挨饿的苦日子。父亲后来找的女人殴打瑞贝卡，不给她饭吃，或者把她锁在房间里。瑞贝卡在高中时被逮到贩卖毒品，在少年看守所待过几个月，最终勉强拿到了一个网络学校的文凭。过去的经历让她不愿相信任何人。她手臂上留有男友半夜割伤她的疤痕。她对14岁时流产的孩子恋恋不忘。瑞贝卡与劈腿的孩子父亲分手后，第二个男朋友又在他出狱后欺骗了她，现在，瑞贝卡正在与一个年纪比她大的男人交往。这男人有两个小孩，是和不同的女人生的。R（瑞贝卡）虽然满怀抱负，却不知道自己究竟该往什么方向努力。

瑞贝卡的故事令人心碎。但克林顿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历程——和整个美国一样——不只是关于工人阶级的崩溃。故事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新的上层阶级的兴起。过去20年间，克林顿港的传统经济衰落了，中西部大城市有钱的专业技术人员则蜂拥至本地，沿着伊利湖建造起守卫有序的豪宅，湖面上满是他们的游艇。截至2011年，高档的卡托巴地区儿童贫困率只有1%，而在仅仅几百米开外的地区，儿童贫困率是51%。从前勃兴的中产阶级消失了，《克林顿港先驱新闻报》的房地产广告栏目上刊登的要么是上百万美元的豪宅，要么是破旧不堪的两连式简易住宅。

玛丽和飞利浦·贝利在 Seed Faith食品厂

1950年代的平等主义价值观与现实之间的强烈对比（例如杰克与R的经历对比）生动地刻画了克林顿港过去半个世纪的兴衰，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美国的整体进程。我的研究团队遍访得州奥斯汀市、明尼苏达州德卢斯市、亚特兰大、加州的奥兰治县等地，与数十名与R类似的年轻人进行深入交谈。

美国梦的坍塌是一个各种因素交错的复杂问题。其中有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原因，还混杂着政府、私营部门、社区和个人的弱点。但最深层次的的原因是，“我们”这个理念彻底消解了。我父母那一辈人会把杰克当作“我们的小孩”，但如今克林顿港没有人会意识到瑞贝卡的存在，更不要说把她当作“我们的小孩”。除非我们把全国像R一样的数百万年轻人当作自己的小孩，否则，我们将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而美国梦的谈资，将成为可疑的历史虚构。

（本文原载于8月4日美国《纽约时报》，原题Crumbling American Dreams；观察者网朱新伟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