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闭幕的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上，“互联网＋”概念成为热门的话题之一。而早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互联网＋”就已经出现在了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在当前经济下行的形势下，“互联网+”更是被寄予厚望。有报道称，国家发改委目前正牵头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

从政府到市场，万众瞩目的“互联网＋”仅仅是一个标签吗？在互联网金融、可穿戴医疗设备等新兴概念之下，“互联网＋”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为了解答这些问题，观察者网专访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沈逸。在他看来，“互联网＋”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让各行业开始认真思考与互联网结合的问题，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背后意义是什么，加了互联网是为了什么，哪些行业应首先考虑与互联网相加。“互联网+”的热潮是资本面对巨大发展前景时的喧嚣，也是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选择自己前行道路与发展模式的渴望。】

政府需要引导，把互联网加到我们的制造业和信息产业的短板上去

观察者网：您如何看待时下热议的“互联网＋”这一概念？

沈逸：现在媒体中使用的“互联网+”，可能已经不再是一个政策报告中的术语，也不止是一个学理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种传播符号。结合当下中国的需求，李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倡这个概念的时候，本质上是想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提出一个符合网络时代需求和发展趋势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在今日的世界和中国，只有与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最前沿应用相结合，才能实质性地完成推动产业升级，解决整个经济结构调整的历史任务。

如果关注相关的讨论，不难发现， “互联网+”这个概念，和前不久风靡一时的“工业4.0”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无论是互联网+，还是工业4.0，无论是中国，还是德国，亦或者其他国家，当今世界，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是如何实质性地走出2007-2008年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阴影，实现新一轮的有效增长。这种增长必须是有效的，因此不能靠货币主义的宽松注水来完成；美国、日本、欧盟用宽松政策作为扭转危机的主要工具，实质上回避了更加关键的核心问题：如何有效地在实体经济和金融活动之间分配资本，如何通过推动生产曲线的外移，而不是增加流动性，来推动经济的增长。

推动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移动，需要实质性的创新，需要能够类比第一次、第二次产业革命那样的创新，这意味着科学技术的突破，而且这种突破必须能够推动产业实现革命式的突破，形成新的产业结构，从而启动新一轮的经济长期增长。

观察者网：有人认为“互联网＋”的概念是对传统产业的颠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增长点，对其寄予厚望，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定位？

沈逸：现在看起来大家把希望寄托在了互联网身上，但互联网从来不是一个能够单独对经济产生“神奇的魔术子弹”那类效果的万能工具，迄今为止，它对传统产业的颠覆，主要是通过在各种与信息流通速度、分布对称性以及知识浓度相关的环节，改变不同行为体之间的能力分布，进而实现资源、利润、乃至影响力和权势的重新分配；或者说，互联网提供了人们实质性颠覆传统产业的契机，但能否真正在颠覆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产业，并不是由互联网本身能够单独决定的。

要颠覆，当然不是在口头上把互联网加到所有传统产业之前，就自动能够实现颠覆的；也不是说可以存在某种千篇一律的模式；而是需要耐心、大胆、细致、深入的尝试，进行各种的定制，然后才能带来应有的成果。

观察者网：您对“互联网＋”最担忧的地方在哪里？

沈逸：最主要的担忧，是“互联网+”重复前面几轮互联网泡沫的发展过程，没有能够推动实体经济的成长，反而变成了金融泡沫新的来源，没有为实体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助力，反而将原本就有限的资金从实体经济中抽走，投入了“互联网+”包装的投机泡沫之中。

问题不在于对流通环节的精简和压缩，那当然有助于价值的重新分配，但对社会来说，究竟是电商小二获取流通领域的利润，还是传统商家获取流通领域的利润，并不构成推动经济长期成长的动力。问题的关键在于寻找创造新的利润，寻找新的实质性利润来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之前对“工业4.0”的关注，有值得“互联网+”借鉴和学习的地方。对中国来说，“互联网+”的真正意义，应该是成为实质性同步完成工业化以及信息化两个阶段的动力来源，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发展的历史必然需求，也是当下中国最主要的战略使命。

要做好“互联网+”，先要搞清楚，我们要加的到底是什么？加了以后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付出了什么？哪些是我们最需要用互联网去加的？这些问题是要认真思考的。

观察者网：在您看来，“互联网＋”对中国产业革新会带来怎样影响？影响到什么程度？

沈逸：首先，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它迫使中国所有行业都去认真思考本行业和互联网的结合点在哪里，我认为这是个好现象。它也同时提醒人们，互联网在生活中已经是如此深入，我们急需去思考在互联网的加持下，能够带来的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当然，要克服把“互联网＋”看成是魔术子弹，不是只要在前面加个互联网，困境就解决了。对一个国家来说，关系国计民生到基础材料供应，高尖端重型装备的研发制造等等，这些需要全盘考虑。“互联网＋”固然重要，但是把它视为万能药，为加而加，这就本末倒置了。

观察者网：在德国推出“工业4.0”战略计划后，美国立足先进的信息技术，也推出“工业互联网”这样战略概念，对于正在崛起对中国来说，“互联网＋”与这两者有没有可比性？特殊之处又在哪里？

沈逸：将“互联网＋”视为战略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有配套，德国工业4.0的基础是德国机械制造业深厚的积累。美国信息技术确实走在前沿，但信息与工业相结合要继续下去，它需要足够多的资本从虚拟资本市场、金融市场流向实体市场。这需要用强力的方式去扭转资金的流向，否则很难有金融资本去投资。

中国的优势在于，中国政府起比美国政府、德国政府行动能力都要强，政府需要引导，把互联网加到我们的制造业和信息产业的短板上去，把注意力集中在实体产品上。

虽然互联网金融是一个很热的概念，但金融本身并不能创造价值，金融最多促进价值的重新分配。发展互联网金融尤其要平衡实体和金融两种经济的关系，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是要建立一个稳健的体系，建立一个能让老百姓过上较好生活的经济结构，建立一个在国际上处于有利位置的经济结构。所以对经济问题的讨论，不能让时下流行时髦的概念掩盖了本质问题。社会充斥着对快钱的向往是非常危险的，而今天的这些新兴概念遮蔽的很可能是金融产业本身的问题。

“互联网＋”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它看到了互联网能够给经济带来的巨大价值，但是如何让这个价值落到实处，不被金融炒作绑架才是真正的挑战所在。所以这件事情才刚刚开始。

观察者网：除了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医疗和可穿戴设备也成为博鳌论坛上的议题之一。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马云说“30年后，让医生找不到工作”，这句“豪言”也让许多人对互联网改变行业生态有了更多思考。您怎么看这一趋势？

沈逸：依托互联网的可穿戴设备本身不是医生，它能替代一部分医生做的事情，但需要思考的是人类需要的先进医疗服务究竟是什么？当然，可能未来的医疗形态确实会有改变，传统上的求医问药也许不再需要了，但人去医院看病不仅仅是获得一个药物解决方案，医患关系的现状已经证明，除了治病，病人还需要的是关怀与照料。我想，一位医生和病人之间面对面的关怀交流，一件可穿戴的医疗设备并不能替代。

今天的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互联网＋”这样一个概念，更需要的是同时完成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两件事，之所以在互联网＋这个概念上有困惑，就是因为目前我们的工业化还没有完全实现。这两者是要齐头并进的，工业化方面还要补课，信息化则可以弯道超车，但没有补课就去超车是有风险的。所以“互联网＋”最应该加的是工业化，加实体经济，加结构转型，加了这些才能让经济脚下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