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丹东一号”沉船发掘人员经过近两个月的水下考古调查，最终确定“丹东一号”沉船就是甲午海战中战沉的致远舰。

对于整个近代中国，“致远”舰都有着许许多多的不寻常：作为旧中国最强海军——北洋水师最后一批外购的主力战舰之一，她在北洋水师中最为先进；而因为“致远”舰的沉没及其舰长在黄海海战中光荣殉国，更是让其成为北洋水师的代表；再加上1958年一部《甲午风云》在亿万中国观众心目中不可磨灭的形象。尽管在北洋水师中“致远”并非旗舰，却已然成为当代中国对那段历史的关键记忆。

正因如此，“致远”舰的发现和确认才会引起如此多中国人的历史共鸣。

考古现场发现的方形舷窗

“北洋水师博物馆”与“吉野”的由来

提到北洋水师与甲午海战，就不得不提“致远”舰与那句鼓舞了无数国人的“撞沉吉野”的主角日舰吉野。关于这几艘舰艇的性能参数和技术特点，早有许多的文献介绍，而由于这些舰只的特点各异，也最终导致了北洋水师与日本联合舰队在海战中使用的阵型大相径庭。

当时，清政府在向外订购战舰时，深受传统海权国家英国的影响，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订购了一大批海防舰艇，然而由于赫德在购舰过程中陆续发生的一些不愉快以及英国控制中国海军的企图日益显著，当时主持中国新式海军建设的直隶总督李鸿章逐渐失去了对英国的信任，转而向新生的海军国家，也是刚刚崛起的工业强国德国订造战舰。

虽然德国船厂以相当公道的价格为中国建造了“定远”、“镇远”、“济远”等数艘战舰，但因为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的积极公关，加上中法战争后中国掀起的新一轮购舰热潮，使得英造战舰再一次进入清政府的视野。1885年，中国依照已经建成的“济远”号穹甲巡洋舰为方案，向英、德船厂分别再订造两艘同型舰，不过由于德国当时缺乏舰船设计经验，“济远”舰的设计遭到了多方批评，因此向英德订造的巡洋舰也从“济远”同型变为“西国通行有效船式”。

设计“致远”舰的是当时英国造船界的奇才，阿姆斯特朗公司舰船设计师威廉·怀特。他从1886年到1903年的17年间，以其出众的才华包办了皇家海军几乎全部的大型军舰的设计，以至于皇家海军这一时期被称为“怀特时代”。他针对“济远”的设计不足提出了8处致命缺陷，并提交了一种全新的巡洋舰方案。这就是后来的“致远”级穹甲巡洋舰。

当时的海军正处在从木壳船向钢壳船、铁甲船，从前膛炮向后膛炮转换的时期，不仅武器装备的性能日新月异，连海战的形态也处于游移不定的状态。1862年的汉普顿海战中，火炮打不穿铁甲的事实一下让旧式的海战模式彻底颠覆；1868年的利萨海战中，横队阵型加乱战撞击战术的奥地利海军大败纵队战术的意大利海军，使得撞击与横队战术又成了这一时期海军理论界的主流，而1890年前后，随着大口径管退式速射炮的实用化，火炮重新在海战中占据上风，海战阵型又一次从横队向纵队发生回转。

偏偏清政府面临的几次海防危机和海军建设就在这一段混乱时期，使得北洋水师的几艘舰船有着旗帜鲜明的时代特征：1881年的“超勇”、“扬威”两舰侧重撞击战术；1884年至1887年的“定远”、“镇远”、“济远”、“经远”、“来远”则偏重横队迎敌而多用火炮前置；到了1887年的“致远”、“靖远”时，在威廉·怀特的先知先觉下，该级舰的设计已经开始针对纵队炮战和舷侧对敌的新时代了。

中国有如此多在当时属于新潮的军舰自然是紧跟时代的表现，但这么多不同时代的军舰像博物馆一样同时在一个舰队服役就不是什么好事了。更加糟糕的是，尽管1890年以后海战向着与北洋水师大部分舰船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日本海军也在1890年后大规模采购新锐战舰，并使用速射炮改造老船，但1888年以后翁同龢户部实行“减省开支”政策，导致中国海军不再采购外国军舰和火炮，国产舰船的建造也因为减少开始减缓。这一时期的北洋水师不得不依赖早年购买的“古董”来应对新的威胁。

有趣的是，“吉野”舰的设计溯源就是“致远”。由于致远舰在设计时受制于经费，不仅船的尺寸无法放大，舰上的火炮也无法进一步增加。但当经费充裕的日本赴英采购战舰时，基于致远舰设计进一步大型化后的4200吨型阿姆斯特朗外贸巡洋舰自然成了他们最好的选择，而这，便是日后“吉野”舰的由来。

“撞沉吉野”的悲壮神话

作为黄海海战，也是致远舰生涯的最高峰，“撞沉吉野”无疑是致远舰最为传奇的和壮烈的部分。两艘系出同门的战舰在海战中的对决，更是这两个国家命运决战的象征。关于致远舰驶出战列是为了撞沉吉野还是发射鱼雷进行近战尚有疑问，致远舰是中雷沉没还是锅炉舱爆炸沉没也没有定论。不过随着近年来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在国内不断深入，以陈悦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新生代学者在致远舰战沉的研究上取得了不少新的突破。笔者接下来要说的，便是其中爆炸性的一个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