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部分内容11月6日发表于《社会科学报》，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全文发表。】

成功的经济实践和经济奇迹之后，中国迫切需要从政治制度层面进行解读，迫切需要理论创新。这不仅仅是为了总结成功的经验，更重要的是既要对内建立最稳定和持久的合法性，也要对外抵御西方的意识形态挑战。

为回应时代的召唤，海内外学者多有积极的探索。这其中尤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蜚声海内外的知名学者张维为先生最具代表性。

担任过世纪伟人邓小平英文翻译的张维为先生走遍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并曾长期在西方生活，眼界和视野堪称当世难有出其右者。最终其观察、思考和心得浓缩成中国三部曲：《中国震撼》、《中国触动》、《中国超越》。以我个人的体会，三部曲最宝贵之处在于确实做到了两个“跳出”：不仅跳出中国共产党传统的话语体系，更要跳出西方的话语体系以及两个维度：理论的自我创新、对西方批判解读的创新。

《中国超越》  张维为 / 著

一、理论创新的两个“跳出”

中国官方的话语体系集中在“三统一”、“四制度”和“五不搞”。三统一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四制度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五不搞是：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这个话语体系或者某种程度缺乏现实操作性，比如三统一如何统一，或者与现实不符。比如不搞私有化，但事实上上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革、抓大放小就是私有化。中国虽然不是联邦制，但由于一国两制，香港和澳门享受的权力都远大于联邦制国家，是事实上的联邦制。更重要的是，私有化和联邦制不应算作政治制度的内容。联邦制不过是国家的一种结构形式，私有化更主要的是一种经济手段。

中国目前这套理论体系，最主要的问题在于人民代表大会的表述上。虽然从宪法上讲，人大是最高权力机构，但实际上各级党委常委会才是真正的权力核心。

所以，以我的观察，中国现在的话语体系不仅无法说服党内，也无法说服党外，国内无法自圆其说，国外也同样无法被认可。

西方的话语体系很简单，就是民主和专制两分法，而且已经被道德化、意识形态化和工具化。由于西方垄断了民主的话语权（定义权和解释权），中国只能而且必须跳出这个话语体系。

另外，西方的话语体系也无法解释中国的政治现象。中国领导人虽然不是西方那样一人一票普选产生的，但也不是世袭的，也不是强人指定的，更重要的是还存在制度性的、定期的权力退出机制。这也不符合西方所谓专制国家的定义。西方这套话语体系在解读现实的荒谬之处在于，竟然把中国和朝鲜归于同一种制度。一个无法解释全球政治发展和中国政治现实的话语体系，怎么不被否定呢？

在张维为先生的三部曲中，我们看不到西方“民主与专制”的两分法，也没有官方的话语论述，而是实现了对两者的超越。

二、理论创新的两个维度

理论创新的两个维度：一是理论的自我创新，二是对西方批判解读的创新。即不仅要把自己的故事讲好，还要能有效地挑战竞争对手。

1、理论的自我创新

张维为先生一向认为“对复杂的制度安排作简练的概括不失为话语建设的一个好方法”。为此，他提出“一国四方”作为解释“中国模式”得以成功的制度原因。“一国”，即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伟大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的重叠。环顾今日之世界，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这种“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中国“文明型国家”主要有八个特征，可以被简称为“四超”和“四特”。“四超”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四特”主要由“四超”衍生而来，即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这其中的每一点都包含了传统“文明”和“（现代）国家”的融合。这些特征大致规范了中国道路及其制度安排的独特性和路径依赖，意味着治理这样的大国需要考虑诸多的复杂因素，需要一个比较强势、有为的政权机构，它要能够解决好天灾人祸问题，要能够应对人口和疆土规模带来的巨大挑战。中国历史上比较繁荣昌盛的朝代都与比较有为、比较包容的政权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