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虽然人类已经进入深度的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但出于种种原因，比如自大、偏见、以自己标准来衡量一切，西方对两会的解读大都有偏差和失真，甚至是完全错误的。

西方最常常讲的一句话是:“两会不是真正的决策机构”，然后再加一句话“橡皮图章”。这个判断以讹传讹，成为西方固定的印象和结论。

事实上，人大是立法机构，政协是咨询机构，它们从法理、机制和职能上就不是决策者，就如同不会有人讲法国国会是决策机构一样。人大的四项权力是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和监督权，具体来看，一些立法、选举和任免公职人员、审查和批准预算、监督法律执行等职能和西方国会大同小异。西方决策机构一般也是行政部门，在中国这样一党领导（多党协商）的体制下，党和行政部门才主要承担决策的重任。

至于“橡皮图章”的定性则是对中国体制运作不了解所致。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的两会很少出现西方常见的激烈辩论或者议案否决。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上文所说的重大事项的决策和辩论过程并不主要在两会期间，而是在执政党的政治局和常委会，在行政部门、人大常委会。各方只有达成共识之后，才提交到两会（重大法案一般是提交到全国人大常委审议），达成共识后才会投票通过。

2017年全国两会，李克强总理作政府报告

以《劳动法》为例。从1979年第二次起草《劳动法》至1994年第三次起草结束，15年来先后形成草案30余稿，于1994年1月7日经国务院第14次常务会议审议，原则上通过了《劳动法（草案）》，并于1994年2月28日由李鹏总理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草案进行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后，对《草案》再次进行了认真的修改、补充，《劳动法》终于于1994年7月5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劳动法》并不是特例。《物权法》自1993年开始起草，1998年制定草案。2002年1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物权法》，2005年7月向社会公布草案全文，其后又审议了六次，直到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以2799票赞成、52票反对、37票弃权通过其草案。从起草到实施历经十四年，尽最大程度凝聚了各方的意见和共识，以高票通过是再正常不过的。可是西方仅仅看当时的投票过程，自然会误以为这只是走形式。

所以中国这种决策和立法过程怎么可能会有西方国会的特点呢？可以说，两会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把执政党的理念和措施法律化，它的目的不是要否决某项提议，而是完善、修改。

需要多说一句的是，中国的最高决策机构是中共常委会，而常委会的人员涵盖党、国务院、人大、政协、宣传和纪检等，各方达成一致才能推行。在这个过程中，人大和政协都有着充分、同等的发言权。再加上中国是一党执政，因此这种决策机制不仅有着很高的科学性、延续性，更重要的是不会出现西方决策模式的某些严重弊端。

全国两会体现了中国政治传统和特色

特朗普上任后雷厉风行兑现自己的承诺，决策时甚至有些顾问、内阁重要成员都不知晓。他所签署的被认为最重要的针对七国穆斯林的禁令，一颁布就引发美国执行上的混乱和举国抗议，最后更被法官叫停。这样的决策机制不仅草率，缺乏可行性，更造成社会混乱、分裂和对抗，其国家成本之高可想而知。

至于因为政党轮替就决定废除TPP，如此的朝令夕改，不仅害已更害人。即便是中国这样和TPP无关的国家，也一定程度受损：有部分企业为享受TPP的好处，便大举投资于越南等国，如今都打了水漂。中国尚且如此，那些成员国受损程度可想而知。

只是双方如此对比明显的决策差异，西方何以就视而不见呢？还怎么会仍然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呢？

二是西方国会代表是由利益不同、理念不同的多个政党组成，另外还受更多利益对立的利益集团所影响，在野党无论是出于利益还是理念，都必须为反对而反对，就是同一政党之间的议员要达成共识也相当有难度。在美国，除了对外开战这样的事情，如“9·11”后的阿富汗战争（众议院以420比1，参议院以98比0的结果通过战争授权，这在事后被证明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两党极少会立场一致——这就是福山所称的美国已经变成什么也干不成的“否决体制”。

事实求是的讲，几乎很难达成共识、丧失执行效率、否决一切的西方体制需要深刻的反思和变革，而不是以自己问题丛生的模式当作衡量他国的标准。

不过东西方立法机构有一项职能是一致的——监督职能。但西方无法理解的是，两会何以能具备监督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