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长期以来，“指数”作为经济学里的词汇，一直与现实生活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可随着社会发展和生活进步，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各种各样的指数渗透进了现代人的生活：炒股必看上证指数、深成指数，出门关心穿衣指数、PM2.5指数、洗车指数、防晒指数等气象指数，过日子要看物价指数、房价指数，甚至连吃饭都不忘刷App查看饭店的点评指数。指数的存在，使人们的生活更加扁平化和科学化。而这些貌似简单的数字，则是以科学技术、统计记录、加工整理等学科的发展为基础的。现代人也进入了一种“指数化的可视生活”的生活方式。

学术界的“指数化的可视革命”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发生。在国家现代化程度和治理研究领域，西方学术界已经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指数运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国家清廉指数、世界治理指数和人类发展指数等。这场“指数运动”不仅给西方意识形态披上了科学的光鲜外衣，而且也滋生出西方治理理论的“指数霸权”。

在西方独占治理测量话语权的背景下，中国改革开放36年的成就常常被看低。特别是一些西方的政治类指数排名中，中国基本都处于比较靠后的位置。比如，《经济学人》杂志发布的民主指数将中国排在了第144位。事实上，中国的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例如，在依法治国、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发展等方面。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中国在国家治理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如何被准确地进行解读、证实和传播，是一个棘手的难题。而国家治理指数的研制，就成为了破局的重要推手。12月4日，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研制的《国家治理指数2015年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上海发布，观察者网应邀参加。对全球111个主要国家进行排名后，中国在这份国家治理指数（National Governance Index，NGI）榜单上名列第19位，居于首位的是新加坡。

12月5日，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研制的《国家治理指数2015年报告》在上海发布

国家治理指数排名，打破了以往西方指数唯欧美国家马首是瞻的扭曲局面。《报告》的评估结果显示，在全球范围内，国家治理能力排名前20位的国家分别是：新加坡、德国、荷兰、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丹麦、芬兰、阿联酋、法国、新西兰、卢森堡、英国、意大利、比利时、冰岛、韩国、日本、中国以及瑞士。

对于国家治理能力排名前20位的国家，《报告》研发团队负责人、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高奇琦教授进行了分类和解读。根据高奇琦的介绍，NGI排名前20的国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拥有雄厚国力、并早已完成现代化建设的老牌发达国家，比如美、英、德、法等国；第二类是有着较好的自然禀赋，或“小国寡民”（同样发达），有着先天治理优势的国家，如丹麦、卢森堡、阿联酋等；而第三类就只有中国一个国家——是排名前20位中唯一的人均GDP在1万美元以内的发展中国家，其他19个国家的人均GDP均在2万美元以上。“这个评估结果充分说明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国家治理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尤其是中国的得分高于瑞士（第20名）、瑞典（第27名）、挪威（第34名）等发达国家。相比而言，中国取得的成就更为可贵。”

作为评价系统，国家治理指数在许多方面打破了西方相关指数的垄断，甚至在有些方面颠覆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取向。就研究对象而言，本指数既遵循了系统的集合性，同时兼顾相关性。《报告》的研究对象基本涵盖了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具有世界或地区影响力的国家，具体的地域分布是：亚洲29个，欧洲37个，非洲14个，大洋洲6个，北美洲15个，南美洲10个，共111个国家。该指数的评估对象，一改之前西方指数中，主要聚焦欧美国家或发达国家的局限。

报告研发团队表示，《报告》通过构建国家治理指标体系，准确测量中国和其他世界各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这一指数不仅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的重大成就作出客观评价，而且还能通过一些具体指标的测定，及时发现中国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弱项和问题，进而提供对策分析。继今年首次发布后，NGI指数今后还将每年于12月定期向公众发布，持续向世界展示华政的担当和中国学者的智慧。】

高奇琦教授

以下为与会专家的发言纪要：

徐湘林（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在校方的大力支持下，一批年轻学者在一年的时间里做出如此大的成绩，非常值得祝贺。下面谈一些我对国家治理指数的看法，仅供大家参考。

高奇琦老师和他的团队做的国家治理指数的意义在于话语权上。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学者研究全球霸权，不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中国没有话语权。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实力发生了变化，这就涉及到如何提升中国的话语权和软实力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学者非常有必要按照客观的标准，吸取改革开放发展中的经验，建立一个能与西方专家学者共同进行讨论的平台。我非常赞赏高奇琦老师和他的团队做的国家治理指数，也觉得后生可畏。虽然资源有限，但是成果突出。从今天的NGI报告内容的介绍以及翻阅书面材料后，总体看来非常不错，跟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数相比，指标取向更加中性。

从基础性指标来看，客观性更强。价值性指标也是非常中立，尽量使用中性的概念。将指数做成熟之后，一方面要将指标内容扩大，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一国之内指数指向度变化的关注。这不仅仅是高奇琦这个团队，也是华东政法大学，更是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所提出的一套测量标准。NGI意义本身不在于找差距，更在于话语权，更在于政治影响力。与别国打交道，话语权不能不争取，当然我们不是要争霸权，只是建立一个更客观的秩序。从另一个层面上讲，NGI开启了我国国家治理量化研究的时代。通过总结经验丰富的理论，发现我国自身治理层面存在哪些缺陷，以及如何评价国家治理、国家治理体系能力的现代化。NGI的研究在国家治理研究中开拓了另一个场域，推动了学界对国家治理研究的多方面发展。三中全会以后，学界有许多关于国家治理的文章，大多数都很空洞。通过指数数据量化的研究，对于国家治理的研究会更加客观，通过NGI推动国家治理理论的深入研究，是我对此次发布会最大的期望。谢谢大家！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看到游博士的演示和讲解非常震撼，也在此表示衷心的祝贺。

关于指标设置的问题，我特别同意徐老师的观点。指数研究更多的是话语权之争，2013年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的观点。在世界政治高标准化时期，指数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霸权。中国走到现在，经历了国内外许多困难，在新时期也更需要自己的指数标准来支撑我国的各种国家行为。标准由什么构成，一个是标准化理论，一个是支撑理论的指数评估。关于国家治理理论，习主席在联合国峰会上提出捐1亿美元建立联合国发展中心，意味着我国要重新引领发展理论。西方发展理论根据自己的经验发展而来，在峰会上习主席根据我国的经验专门提出了发展能力问题。

国家治理是三个大的主体之间的互动，即国家、市场、资本的互动，这种互动构成一个动态状况。但NGI基本上是对国家行为主体的结果评估，下一步的研究是否可以对国家行为主体进行评估；就国家资本和社会而言，治理能力首先由体制吸纳能力构成，其次是政体之间的制度整合力。如中央地方之间的关系、民主关系，在美国就是三权之间的关系。上世纪80到90年代，政治理论只关注西方国家，忘记了我们发展中国家，也忽视了大多数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这一现实；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力，在美国政策制定否决点多，而中国执行点否决多，常说“政策不出中南海”；再者，还要做政府类型的比较，主要是评估国家治理能力，建立指数评估体系。同时我们也应该问，人民怎么看、公民怎么看，人民对于治理满意度如何，如果我们将其纳入指数中将更有说服力。与他国比较、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主体比较、政府行为结果的比较、人民满意度的比较结合起来，是我对国家治理体系化指数的一个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