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据日媒报道，东京奥运会主会场——“新国立竞技场”设计居然压根没有考虑哪里安装圣火台。消息一出，举国哗然，可是相关部门却公然互相“甩锅”，谁也不愿承担责任。

东京市长：“是国立竞技场所以是国家的责任。”

奥运会总负责人：“负责建设的应该是文部科学大臣。”

文部科学大臣：“当时建筑师安藤忠雄是负责人。”

安藤忠雄：“怎么说的好像是我拍板的，我又不是总理大臣。”

总理大臣安倍：“是民主党当权时候定的草图，跟我没关系。”

民主党干事：“决定1000亿日元的这个设计最终OK的是安倍内阁。”

面对这宛如闹剧的奥运会丑闻，有网友半开玩笑地评论：2020年东京奥运会特色项目，是甩锅！

东京奥运会从最开始大众喜闻乐见的”O mo te na shi”，到主场馆屡屡受挫、标志涉嫌抄袭，是谁将这样一场举国庆典置于不尴不尬的境地？今天就让我们来盘点一下东京奥运会走到现在，到底都出了什么乱子。

因为太贵了盖不起 扎哈的设计被抹掉重来

2012年，日本体育振兴中心（JSC）进行奥运会主场馆的第一次设计招标，最终于11月15日宣布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的方案中标。

扎哈哈迪德在建筑界是“女魔头”一样的人物，和她的导师雷姆库哈斯一样是当代炙手可热的明星建筑师。她的作品多充满未来感，以锐角曲线和前卫的造型为特征。

然而她的方案由于造型上多曲面，建筑材料无法批量生产。要实现其构造，建设费用将是一个天文数字。虽然扎哈事务所曾表示，用现有建筑技术实现此方案，可以保证有效控制成本。2012年11月，JSC表示扎哈的方案建设工程费为1300亿日元，约合74.1亿人民币。2008年北京奥运会“鸟巢”的建设费用为38亿人民币左右，伦敦奥运会主会场的建设费约为50亿人民币。虽然扎哈的“大手笔”初期估算的工程费已经超过了历史上的奥运会场馆建设费用，但日本政府还是咬牙接了下来。在2013年1月的日本政府预算中，仍旧按照1300亿日元进行拨款。

可是事情有变。2013年10月，东京奥运负责人下村博文表示当年估算的工程费有误，实际建造费用将达到3000亿日元，合人民币172.1亿！也就是说，要实现这个建设方案需要花的钱，可以盖4个鸟巢。一时间，日本媒体民众哗然。

即使JSC一再缩减方案，一度将估算降低到1625亿，其后又通过使用廉价材料，改动设计等方式试图降低造价，然而最终建设公司给出的报价却仍然定在了2520亿日元。而且工期将大大延长，直至2019年才能勉强完工。

从一开始就反对采用扎哈方案的日本建筑师们也积极发声，声称该方案与日本一贯尊重周边环境的设计思想有悖。据某网站的调查，民众对扎哈方案的反对率达到95%。本就负债累累的日本政府，如何能如此大手大脚地办奥运？在众多舆论压力下，安倍于2015年7月宣布扎哈的设计方案被彻底抛弃，负责人久保功人引咎辞职，日本政府白花花扔了59亿日元的违约金，一切在闹剧中告一段落。

此时，距离2020年东京奥运会只有不到五年的时间了。

奥运会会徽涉嫌抄袭 最终荒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就在奥运会主会场方案被宣布废弃的当月，筹备委员会发布最终入选的东京奥运会会徽。

然而会徽发表后一周，比利时设计师Olivier Debie就在社交网站上表示，该会徽与自己从前设计的列日剧场(Theatre de Liege)惊人相似。

左：列日剧场标志  右：东京奥运会徽

消息很快就在全世界的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Debie甚至向法院提起诉讼。对此骚动，原设计者佐野研二郎一口咬定自己清白。

设计者佐野研二郎在会见中公开声明自己并未抄袭

平心而论。这个佐野的确是有些冤枉。

首先，佐野和Debie方案的相似性并不能严重到构成抄袭。形状趋于简单的图标设计，由于思想和手法有规律可循，往往难以避免凑巧类似的命运。另外，Debie以及列日剧场并未为自己的标志申请商标登录。因此从法律角度来看，东京奥运会徽可说是不存在任何问题。

另外，从下图中佐野提供的初期设计草案来看。其团队的思考方式是将正方形分割成3x3的九等分，然后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来比较。可以说最终得出与列日剧场相似的奥运会徽方案有一定的巧合。

最后，从动机上讲，佐野研二郎在日本设计界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奥运会徽的竞标也只邀请了日本的顶级设计师140多人。在这样的群体中，很难认为会有人故意借鉴抄袭，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去设计会徽。

然而最终“杀死”佐野和他的设计方案的，可以说是网络舆论。

随着会徽抄袭争论的白热化，佐野从前的作品开始遭到各方面的“人肉”。结果发现佐野研二郎过去负责的设计有借鉴他人的痕迹，同时爆出其团队有盗用网络图片的行为。猜测佐野是“走关系”才得以中标的报道也不在少数。这下无论真相如何，佐野都已经无法“洗白”自己了。

为了平息舆论，东京奥运组委会于2015年9月1日宣布，撤销该奥运会徽的使用。

新的奥运会徽征集，于同年年末举行。

新奥运主会场  火炬没地儿放？

2015年12月，JSC发布了由日本两大名建筑师隈研吾和伊东丰雄设计的新国立竞技场A案和B案，被日本网友戏称为“汉堡与寿司”。

隈研吾建筑事务所的A案

伊东丰雄建筑事务所的B案

最终组委会从工期以及预算等重点考虑，采用了隈研吾建筑事务所的A案。这个方案沿用了隈研吾的一贯风格，使用木头建造屋顶，与扎哈的旧方案相比，整个设计呈现出对周围环境友好接纳的姿态。这既是日本建筑设计的共同特点，隈研吾的名声也压得住奥运会主会场设计师的位子。一切看来都完美落幕。

可是，偏偏事情就不那么顺利！

中标案发布后，JSC才发现一个致命的事实——隈研吾的方案中完全没有考虑奥运会火炬的放置场所！设计师认为，奥运火炬的位置应该由开幕式的节目设计决定，因此和场馆设计本身无关。这可让JSC头疼了。如果把奥运会圣火放在体育场内，那么木质屋顶可能带来消防隐患。而放置在场外，不仅在奥运会史上没有先例，而且可能产生视觉死角，导致一部分观众无法看到圣火。

如此，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甩锅”的一幕。

由于基本设计在5月份必须完成，圣火的位置也必须在4月内得出结论。可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各方责任者却互相推卸责任，真让人为东京奥运会捏了一把冷汗。

屡屡丢人，到底怪谁？

对于每一个现象，都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存在。有人会怪安倍执政太没力度，有人怪安藤忠雄审查不力，有人怪奥运组委会管理混乱，都有其道理。可日本的官僚制度特点，就是“其实没有任何人说了算”，文首图中的诸人，充其量不过是某个组织的代言人而已。他们说自己担责太委屈，也是不无道理的。

要怪，可能得怪日本的官僚制度，和全社会普遍的逃避责任的习惯了。

日本无论是社会制度还是公司，都更相信组织和制度的力量，而非个人。比起靠单个高能力精英的活跃和判断，他们更倾向于打造出滴水不漏的制度和作业流程，然后把任意的人安插到其中按照指定的职责行动。这样做，就可以保证不依赖任何单个人的力量，即使换人，组织也可以正常运转下去。

基于这种思想，日本公司招聘大学生往往不问专业，一律从零教起。很多传统日企还有所谓的轮换制度——销售干两年，人事干两年，企划干两年，各个职种轮换一遍之后再根据表现决定之后的走向。由于企业一般是终身雇佣制，所以大多数人也不会去怀疑这种扼杀了专业性的培训制度，安心跟着公司安排的位置轮转。

这样的制度，使得日企与中国呈现出一种极其不同的风貌——每个人都恪守自己的职责范围，甚至对于职责外的事情帮都不帮。因为帮了管了，就要担起额外的责任，出了差错就要被怪到自己头上。与其说是坚守规则，倒不如说“钻规则的空子”，只要规则上自己没责任的事情，就一定要推脱不管。

这种看起来滴水不漏的制度，是难以应对快速和富于变化的环境的。一旦制度出错，就会出现大家甩锅的情景。“反正当初没定我要负责，我绝对不会负责”的态度就这样出现了。

细细追究起来，每个人的借口似乎颇有道理，但却又那么无力。奥运会这么大的事情，连续出现震惊世界的丑闻，组委会居然可以说毫无责任？最终签字的首相居然可以推脱给在野党？安藤忠雄作为享誉世界的建筑师，为什么对没有设计火炬这件事只字未提？又是谁定下的招标书，没有将火炬位置的设计作为必须条件放进去呢？

回想当年东京申奥成功，举国欢庆。如今闹到这样的地步，着实让人遗憾，又有点恨铁不成钢。胆小怕事、不愿承担责任的日本人，到底是否还能再现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辉煌？但愿过了这么多年，展示给世界的不要是一个倒退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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