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The Diplomat），原标题为China's Developing World Edge（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文章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应效仿中国，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建设工程通常是由中国的国企承担。中国并不一定能得到优惠——买卖按市场价进行。但这些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她们渴求的商品。当地政府可以用挣得的外汇偿还贷款。相形之下，西方国家通常依靠私人企业获取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而这些私人企业一心只想赚取利润，严格按市场机制运作。

本文由观察者网朱新伟译。观察者网此前已刊出本文精简版。以下为全文内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应效仿中国，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自邓小平上世纪70年代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将数亿人口融入全球经济，减少贫困人口的规模前所未有。这一切与中国持续投资基础设施的硬件和软件脱不开关系。中国重视升级水、能源、交通和电信系统，表明其深刻了解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基础。

中国取得国内成功后，将这一模式复制到了发展中国家，填补IMF、世界银行等全球开发机构留下的公共产品空白。中国用钢筋和水泥支持着全球减贫事业。在帮助全球减贫的过程中，中国不仅获得了发展中世界的自然资源和市场，而且还强化了同这些国家的各方面合作。现在，中亚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是与中国关系最紧密的两个地区。正是中国在为这些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进程铺路？

中国当代领导人了解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在美欧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中国将国内生产总值的9%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最高峰是2001年至2006年，这段时期的道路、铁路、航空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是此前五十年的总和。不论土质、海拔或气候环境造成何种困难，中国几乎硬是把国土上的每一个角落都连了起来。高铁已经连通了国内大部分枢纽城市。到2015年，人口超过20万的城市中，90%以上都将通有高速公路。今年，中国的手机用户达到11.1亿这一恐怖的数字。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2.1%，网民数量居世界第一。中国将公共资源分配到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使得竞争优势最大化成为吸引外来投资者的沃土。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蕴含着发展，同时也是发展的催化剂。

中国的社会基础设施（医院和学校等）也不甘落后。中国的医疗和教育体系尽管存在某些深刻缺陷，但鉴于治理如此大规模的国家，仍然称得上取得巨大成就。中国顶尖大学毕业生已具备全球竞争力，同时，中国大学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才。据麦肯锡的一份报告，到2030年，中国将拥有全世界30%的拥有大学文凭的劳动力。中国政府每年投入2500亿美元至教育领域。未来几十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或复旦大学将开始挑战西方国家的精英院校。由于中国大学低廉的学费，以及中国政府提供的各类助学金和奖学金，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学生来到中国留学。习近平访问非洲国家时宣布，将在未来三年给予18000名非洲学生奖学金到中国留学。许多受益者将从中国带回新的技术和理念，帮助祖国发展经济。他们将逐渐发现，本国与北京开始“度蜜月”——而非华盛顿特区。

IMF和世界银行曾支持建设和重建项目，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与发展中国家的接触过程中制定了不同目标，并逐渐以社会援助为主。二战后马歇尔计划的成功使得这种模式延伸至许多脱离殖民的非洲国家。1950和196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大力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将其视为发展经济的主要手段。但是，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担任国防部长期间，美国出于冷战的考虑，大幅度调整战略，把重心投入减贫项目，尤其是通过教育和农业等社会性手段。1980年代，结构调整方案（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出笼，美国把经济自由化（也即财政紧缩、私有化和去管制）和对外援助捆绑在一起。冷战结束后，减贫再度成为焦点，其重点对象是所谓穷人中的穷人。如今，雄心勃勃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希望于2015年以前解决极端贫困、教育、健康和性别平等、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

这些项目所取得的成就不容抹杀，但援助时断时续，严重影响了资金的有效利用和长远规划，甚至造成一些副作用。自1950年代以来，“传统援助国”已经向撒哈拉以南地区注入逾1万亿美元的帮困资金，但由于缺乏明晰、稳定的长期规划，该地区现在依旧面临着普遍贫困、疾病、腐败和高失业率等问题。若事实证明国际性组织无法完成减贫的目标，让中国等国介入不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吗？

许多中亚国家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国家缺乏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和资金，虽然她们坐拥丰富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中国认识到本国快速发展的经济需要大量资源，必须到外国寻找。1999年，中国发起了“走出去”战略。这一战略包括FDI（外国直接投资）、工程项目和中国商品、服务出口。中国企业借此实施收购资源和贸易多元化的战略，同时也提高了国际市场份额和竞争力。中国给那些“失联国家”及时伸出援手，几乎毫无附加条件。例证之一便是“资源换设施”（Resource for Infrastructure）战略。这取得了双赢结果。

“资源换设施”战略为一些国家提供了象征性的纽带。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如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为安哥拉、加纳、尼日利亚、哈萨克斯坦等资源丰富的国家提供相应贷款，而那些建设工程通常是由中国的国企承担。贷款合同当然是视情况而定，但一般会涉及中国开采矿产的权利。中国并不一定能得到优惠——买卖按市场价进行。但这些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她们渴求的商品。当地政府可以用挣得的外汇偿还贷款。“贷款换石油”的模式正在安哥拉大力推广，但实际上中国已在世界各地实行这一模式。例如，在埃塞俄比亚，芝麻已是日益重要的谈判筹码。

相形之下，西方国家通常依靠私人企业获取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而这些私人企业一心只想赚取利润，严格按市场机制运作。中国的一揽子项目通常会包含若干家国企，从金融机构到勘探、开采、加工、贸易、工程建设，全都由国家的支持。这不是兑现自然资源的价值那么简单，最后还留下了实实在在的基础设施，加深了国家间的伙伴关系。

中国与中亚五国的伙伴关系促进了双方的贸易往来。自2000年至2010年间，双方贸易总额增长了30倍，达到近300亿美元。两个最明显的例子是长达1833公里中土石油管道（自土库曼斯坦，途径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至中国新疆境内），以及长达2228公里的中哈石油管道（自里海海岸至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市和北京之间已经联通了高速公路。吉尔吉斯斯坦南方、北方山区的电力系统也已联系起来，塔吉克斯坦建起了沙尔-沙尔隧道好许多变电站。在阿富汗，中石油已经投资2亿美元建设北部油田。中国冶金科工集团和江西铜业公司在梅斯-阿亚纳克地区的铜矿投资了30亿美元，最近，这一项目由于发掘出古代文物而暂时停工。

2005年3月23日，新疆陆路口岸阿拉山口附近，中哈石油管道新疆段工程正式开工。

中国在中亚地区承担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有着遏制极端主义的考虑。北京将极端主义视为贫困和治理不力的结果，而基础设施和FDI有助于改善这一局面。

自中国经济腾飞以来，中国与撒哈拉以南地区的联系日渐加强，但至少有一个大型合作项目是毛时代完成的。坦赞铁路依靠中国资金和人力提前两年完成了1800公里的工程。在中国之前，世界银行曾以缺乏可行性为由拒绝承担这一项目。安哥拉的本格拉铁路（连接赞比亚——观察者网注）经历27年内战战火而遭废弃，中国人用“贷款换石油”的方式于2012年帮助修复了这一线路。目前，北京方面计划将坦赞铁路和本格拉铁路连接起来，形成横跨非洲大陆的线路。往北看，国企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公司参加了科特迪瓦的多个建设项目。科特迪瓦是向西非多国输送能源的进出口国。塞拉利昂总统今年6月访问北京，签署了价值80亿美元的建设订单，其中包括与中国庆华能源有限公司17亿美元的订单，建设工程包括一个港口、一座煤矿和一段长达250公里的铁路。非洲最大的水坝，造价18亿美元的苏丹麦洛维水电站，是在中国资金的帮助下建造而成的。非洲最年轻的国家，南苏丹，正准备接受来自中国的80亿美元贷款，其中很大一部分资金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公司还在佛得角、毛里塔尼亚、肯尼亚、坦桑尼亚和毛里求斯等国开展了建设项目。华为公司正与联合国全球契约（UN Global Compact）合作，帮助撒哈拉以南地区搭建电信网络。

非盟主席海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曾说：“基础设施匮乏是发展之大敌。”而他对中国致以“最深切的敬意，赞赏中国投资数以十亿计的资金，帮助我们发展”。他的褒扬之词并不让人意外：2012年，中国注资并建设完成了非盟总部大楼，造价2亿美元。据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计算，中国已向非洲大陆累计投入750亿美元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中国外交部称，去年投向非洲的FDI总额达170亿美元，中非贸易总量达到每年2000亿美元。

外国援助总是带有逐利性。很明显，利他主义并非中国政策的主要驱动力。中国支持这些地区建设基础设施也有局限性。

首先，由于是为了开采自然资源，基础设施项目的地理分布必然不均匀。虽然援助资金遍及撒哈拉以南地区和中亚地区，资源大国往往占据大头。许多铁路线路专为矿产资源而设，社会效应颇为有限。另外，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常常遭到忽视，有违国际标准。2013年8月，中石油在乍得的项目由于污染而被迫暂停。中国应在这些国家以身作则，坚持最严格的环保标准，构建国际互信。

其次，中国公司总是从本国输入劳动力等。这个坏名声常被夸大。多个国家已经成功为本地居民获得工作岗位配额。不过，由于谣言流传甚广，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还是爆发了反华游行，非洲多国政治势力要求中断对华合作。另外，中国的廉价商品通常会根据合同而涌入各国市场，打击当地产业。虽说廉价的电冰箱、手机和摩托车等商品提高了当地生活水平，但当地制造商的怒火却难以消解。随着中国制造业逐渐向价值链上方转移，振兴其它发展中国家中低端产业的任务变得更为急迫。

第三，中国品牌背负着质量差的恶名，对于受援国和中国双方形象都非常不利。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安哥拉罗安达总医院，造价800万美元，由中方提供贷款，中国海外工程有限公司负责施工。2010年，完工仅4年后，医院建筑结构即出现重大缺陷，病人全部紧急撤离，卢旺达方面不得不重新招标整修。石油仍在源源不断地流出，中国企业也在不断地建造新项目，中国与安哥拉民众的信任纽带却尚未恢复。怀有怨言的国家不止安哥拉一个。

2011年，中国援安哥拉罗安达总医院改扩建项目开工。图为开工动员大会。

第四，不附带任何附加条件地参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事务，这有损中国迈入全球领导者行列。中国与苏丹、民主刚果和土库曼斯坦等国臭名昭著的领导人都有过商业交易。在西方，这被视为污点，但在其他有过殖民和冷战惨痛历史的国家，这反而被视为尊重民族主权。中国主观上并没有在这些国家引领解放事业的意思。基础设施建设长远来看有助于当地民众。获取信息、互相联系的能力得到增强后，人们参与政治、监督政府的意愿也会加强。局势将引向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全球政治觉醒”。

很显然，基础设施并不是万能药。西方致力于发展援助已有半个世纪历史，而中国还是一名新手。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发展中国家获得了急需的援助，还能享受史上最优惠的贷款条件。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现在已经严重依赖中国。而安哥拉等国则逐渐开始与北京方面讨价还价，在多个资源进口型国家之间周旋。中国与受援国双方均意识到诚信的重要性。

在一国发展的早期过程中，将资源分配给基础设施建设不难理解。然而，IMF和世界银行的忽视却令人费解。IMF和世界银行已经丧失了改变世界图景的能力。如果他们不想失去发展中国家的信任，就应该反思自身的全球开发援助方式。他们缺乏整体规划的援助方式让中国抢得了机遇，并开始吸引广大发展中国家，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设立只会进一步巩固中国的地位。

中国成功地培养了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但西方国家不应该早早投降。传统援助国和新兴援助国可以协同合作。“新丝绸之路”等大工程提供了合作的良好契机。西方可以用其出色的体制建设和社会援助，确保新的援助项目发挥最大效力。另外，西方也可以为中国的援助项目提供环保和社会影响评估，确保承包商遵守各项国际标准。

全球的各个开发机构都应该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如果培养了医生，却没有医院；培养了教师，却没有学校；培养了法官，却没有法院，那这些社会援助有何意义？少了电力、管道和道路，光造建筑又有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