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局势之所以一直紧紧揪着国际社会的神经，一方面从宏观周期看，叙利亚未来局势的走向将很大程度上决定中东地缘政治力量对比；另一方面，从中观和微观视角看，叙利亚战场诸多政治和军事派别的厮杀，会对地区局势造成冲突的“外溢”效应，并滋生恐怖主义，这也让世人最为担心的。近日，美国联邦调查局负责人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就称，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战斗人员涌入叙利亚参与内战，美国在未来面临恐怖主义袭击的危险也将陡然增大。

ISIS的“国际战士”

如果说叙利亚战场上哪个恐怖主义组织最能够吸引“国际力量”，那么无疑就是“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ISIS现有来自于欧洲和美国的极端主义分子约500-2000人。作为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最爱的恐怖主义武装，ISIS在叙利亚北部控制着大片地区，并在库尔德人、叙利亚自由军和伊斯兰阵线等多个派别的联合打击下，依然能够在战场上表现的从容不迫，游刃有余。

ISIS在叙利亚战场上的出色发挥，离不开ISIS的恐怖主义的背景。ISIS崛起于2003年美国入侵之后的伊拉克，当时伊拉克旧有的政治架构被完全推翻，政治秩序陷入混乱，许多恐怖主义武装趁机在伊拉克境内大肆生长，ISIS就是其中的一支。在伊拉克乱局中，ISIS很快就在伊拉克西部和中部的逊尼派聚居区站稳脚跟，并在安巴尔省建立了自己的势力。当时ISIS普遍被外界认为是“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分支机构。

叙利亚基地分支人员斩首效忠阿萨德的沙比哈民兵（资料图）

ISIS并不满足于仅仅在伊拉克扩展势力，当2011年叙利亚内战全面爆发之后，ISIS领导人阿布·巴格达迪看到了机遇，派出了自己的骨干潜入叙利亚北部扩展地盘。但是巴格达迪的战略安排很快遭到了挫折。2013年4月“胜利阵线”就公开否认了自己同ISIS的隶属关系，并直接将自己定位为“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分支机构。

“胜利阵线”的这种表态让ISIS大为光火，毕竟从人员组成上来说，“胜利阵线”的大部分骨干都是ISIS从伊拉克抽调来的，而且在刚刚立足叙利亚的艰苦岁月中，ISIS给“胜利阵线”出枪出钱，贡献巨大。兵强马壮之后的“胜利阵线”此刻忘恩负义，显得确实有点不地道。所以“胜利阵线”同ISIS公开划清界限之后不久，旗下的不少原ISIS骨干就宣布脱离“胜利阵线”而回归ISIS。巴格达迪也就顺水推舟，重新组建了自己在叙利亚的ISIS分支，并在全球范围内大量招徕“圣战士”，以极端主义思想和源源不断的“国际力量”重建自己的力量。

其实早在去年下半年，就时常爆出叙利亚北部战场出现“车臣人”“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等外国极端主义武装分子的新闻。ISIS凭借自己在叙利亚战场的出色表现以及严格遵循的伊斯兰教义，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极端主义武装分子。尽管今年年初“基地组织”领导人扎瓦西里曾经明确表示同ISIS断绝关系，但是这并没有影响ISIS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纷至沓来的极端主义“国际战士”保证了ISIS充足的兵员供应，ISIS甚至为来自于不同国家的穆斯林专门组建了“车臣部队”“法国部队”“德国部队”“比利时部队”等，将来自于这些国家的穆斯林单独编组，便于作战和管理。

恐怖主义的地区外溢

ISIS之所以能够在叙利亚站稳脚跟，同周围国家对于叙利亚局势的态度有着很大的关系。叙利亚2011年陷入内战之后，土耳其、约旦、沙特在短时间内就纷纷“站队”，公开抨击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并且出钱出枪介入到叙利亚内战之中。不少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就是拿着卡塔尔、沙特等国提供的资金招兵买马，而约旦、土耳其则分别在叙利亚南部和北部为叙利亚反对派势力提供政治支持。不少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人员、资金和武器就是通过土耳其-叙利亚边境和约旦-叙利亚边境进入叙利亚境内的。

对于叙利亚战略层面的考虑，导致了相关当事国不加分辨地支持一切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其中就包括不少恐怖主义组织。然而随着叙利亚局势的不断发展，恐怖主义组织也开始在叙利亚境内滋生蔓延，并进一步“外溢”到了周边国家。叙利亚战场的许多武装分子来自于周边的沙特、约旦等国，这些武装分子通过参加叙利亚内战受到了“洗脑”，在回国之后开始大肆宣扬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思想，攻击所在国的政治和社会现状。更为危险的是，不少人在通过叙利亚战场“找到了组织”，回国之后将对所在国的安全和稳定造成重大威胁。

也正是基于这种担忧，沙特、约旦先后通过了修订的反恐法案，希望能够通过国内立法的方式打击叙利亚战场带来的恐怖主义“外溢”。去年年末沙特内阁会议通过了一项由协商会议和内政部联名提交的新反恐法案。根据法案，任何蓄意煽动推翻政权、践踏国家法律、破坏社会稳定和威胁国家安全以及迫使国家采取某种行动的行为都会被视为恐怖犯罪；而约旦也在3月份通过了新的反恐法案修正案，修正法案扩大了“恐怖主义罪行”适用范围，罪行包括“在约旦国内外，加入或试图加入任何武装集团和恐怖组织，招募或企图招幕人员加入以上组织，并以此训练相关人员。”

难以融入的祖国

叙利亚战场上之所以出现大量的“西方人”，其实同相关国家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这些“西方人”，其实是出生在西方、操着法语、德语、英语等西方语言的穆斯林。随着二战后的殖民体系的崩溃，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经历了“穆斯林移民潮”。除前往英国的移民始于本世纪初之外，其它欧洲主要国家的移民都始于50年代后期，尤其是60年代和70年代。

大量的穆斯林移民前往法国、德国、荷兰、丹麦和瑞典等国。英国、法国和荷兰向其原来的殖民地国家的移民开放了边境，其中包括南亚次大陆，北非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以及南部非洲国家，这样做是想对这些国家人民的殖民压迫作一些补偿。60年代和70年代，大量的土耳其移民前往德国，而他们的移民原因却与前者不同。这些移民是作为外籍工人被请到德国去帮助重建经济的。这种移民方式给穆斯林社区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

现在全欧洲（东欧和西欧）的穆斯林人口超过两千五百万。人口最多的分别是德国（约三百万）、法国（约五百五十万）和英国（两百万）。尽管出台了各种措施，但是欧洲的种族融合政策并没有使穆斯林，尤其是穆斯林青年，感到真正成为社会的一员。一方面，由于父辈是来自于他国的穆斯林，因此迥异的文化背景和家庭环境，使得第二代和第三代无法有效融入到当地的社群文化之中；另一方面，欧洲相关国家对于穆斯林的歧视仍然存在，戴头巾、守斋月等仍旧被欧洲主流文化所排斥。

面对新的窘境，根植于中东、南亚和非洲的伊斯兰教法无法给生活在欧洲的穆斯林以有效的指导；而自身种族、文化上的差异使得穆斯林青年仍然被当做“外国人”而很难真正融入欧洲主流社会。这种文化和身份上的尴尬处境，让不少欧洲穆斯林青年更青睐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来寻求自己新的身份认同。

叙利亚战场的众多的“外国人”，既有来自周边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极端主义分子，也有来自于欧洲和西方世界的二代和三代穆斯林。他们出现在叙利亚战场，离不开叙利亚本身政局混乱所提供的机会，也离不开恐怖主义蔓延背景下极端主义思想的滋生，还离不开周边国家在叙利亚内战上所持的轻率武断的政策，更离不开欧洲相关国家在种族、文化政策上的失败。叙利亚战场上的“外国人”，身后代表着的是我们这个全球化时代的挑战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