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正在中国访问的叙利亚总统政治和新闻顾问、叙利亚总统特使夏班表示，叙国内状况比西方媒体报道好得多，感谢中国4次在联合国安理会动用否决权，使叙利亚避免进一步陷入灾难的深渊。“中俄4次动用否决权，否决安理会涉叙问题决议草案。我代表叙利亚政府和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感谢。”

2011年10月4日、2012年2月4日、2012年7月29日、2014年5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作为五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和俄罗斯投票否决，使得相关草案未获通过。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不久，我有幸前往以色列学习，今天回忆起这四次投票期间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遇到的种种见闻，结合这些投票结果，仿佛也让我们能够体会到中东这些年剧变的迅速，以及中国投票的睿智与“深谋远虑”。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长期以来在诸多敏感和关键问题上很少鲜明表达自己的立场，即便有，也更多是以“弃权票”+声明来表达自己立场。当然了，这种传统的表达立场方式，同中国传统的外交文化中“和为贵”有关，毕竟一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方式，会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巨大影响；但是也从客观上反映出中国在关键问题上的“管不了”，实力不济、顾虑较多，也是影响投票结果的重大因素。

革命激情涌动，中国成了替罪羊

在2011年叙利亚问题爆发之前，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表决中的反对派记录屈指可数。算上联合国的“民国政府”代表团，中国只在1955年蒙古加入联合国、1972年孟加拉加入联合国、1972年的巴勒斯坦决议问题、1997年中美洲议题、1999年的马其顿问题和2007年的缅甸问题上投了反对票。

2011年10月中国第一次在叙利亚问题上投出了反对票，长期在中东地区问题上“籍籍无名”的中国“竟然投了反对票”，这让国际社会吃惊不小。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赖斯称，联合国安理会“完全未能”支持叙利亚人民的行为“令人愤怒”，并强调“勇敢的叙利亚人民可以看到安理会中谁支持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谁不支持”，威胁之意甚为嚣张。

2012年2月4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在对叙利亚问题表决中投否决票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苏珊·赖斯当面质问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李保东

当时笔者刚刚到达以色列，正值“阿拉伯之春”逐渐蔓延并且发展之时。如果我们将阿拉伯世界比作“个人”，那么当时的中东尤其是阿拉伯人几乎已经进入了“癫狂”状态。不少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会当面质问：“为什么你们中国人在叙利亚问题上投反对票？”“中国为什么帮助巴沙尔这个刽子手？”“俄罗斯投反对票是想要叙利亚的石油，中国需要巴沙尔什么？”笔者和当时的一个俄罗斯留学生，只要碰到对政治稍感兴趣的巴勒斯坦人，都会被这样质问。尽管笔者表达了中国的立场，即“政治对话是解决国家内分歧的唯一渠道，国际介入只会加剧局势恶化”，但基本上巴勒斯坦朋友都表示不可理解。

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对票都发生在2012年，这两次投票之后，中国在不少巴勒斯坦民众中的形象进一步改变。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崔天凯在第二次反对票后，强硬表示“不能因为中国谨慎和负责任的态度，就指望中国不使用否决权。在必须使用否决权时，中国当然要使用，该出手时，中国一定会出手。”崔部长的话，引起了中东舆论的强烈关注。过去由于实力所限和长期保持的“低调谨慎”，中国在中东舆论处于边缘地位，而此次投票加上崔天凯的强硬表态，让不少中东舆论哗然。笔者的巴勒斯坦同学甚至不安地问我：“中国要和美国在叙利亚打‘代理人’战争么？”应当指出的是，尽管有不少巴勒斯坦人认同中国的反对票立场，但是更多的巴勒斯坦人对于中国的印象开始恶化。2012年6月当俄罗斯驻以色列使馆举办“独立日招待会”时，俄罗斯使馆现场外聚集了大量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抗议民众，高呼“打到俄罗斯”“惩办巴沙尔”等口号。

2011年-2012年的这种氛围，其实在当时很容易理解。2011年初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很快席卷整个中东，当时差不多整个阿拉伯世界内的民众，认为此次“阿拉伯之春”是一次重要的“政治契机”，无论是出于“真心爱国”也好，“私心报复”也罢，“阿拉伯之春”在2011-2012年是当时整个中东地区政治文化的主流面，基本上受到赞扬的居多。这种赞扬夹杂着某种“阿拉伯一统”的政治热情，很多时候可以看到不少人认为“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之春”会再度整合阿拉伯世界的力量，阿拉伯世界将因此“迎来新生”。笔者的巴勒斯坦同学和朋友也对“阿拉伯之春”热情不已，甚至认为“巴勒斯坦（此处指‘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长期以来是阿拉伯世界唯一的民主选举机构”，但是“埃及已经建立起了真正的民主国家”，“腐败固化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应当被推翻”。当时不少阿拉伯人尤其是巴勒斯坦人，热情满满地对待“穆巴拉克下台”和埃及变革，热情满满地认为“卡扎菲死有余辜”，强烈要求“巴沙尔家族立刻下台”。

不少阿拉伯人认为，旧有的“腐败的”、“残忍的”和“家族式”的“独裁者”被打倒，新的“民主国家”建立，将会驱逐腐败，扫清国家发展背后的制约因素和外部干预，未来的国家一定是美好的。甚至在长期同阿拉伯世界关系对立的以色列，不少学者也乐观地关注此次“阿拉伯之春”，认为未来建立起来的“民主阿拉伯世界”，会让“民主和平论”在中东四散开花，以色列也将因此有一批更为“和善的邻居”，“战争也许将永远告别”。当时沙特、卡塔尔等海湾国家和埃及等传统大国，出于对于“阿拉伯之春”浪潮的种种心态，已经在抨击叙利亚巴沙尔政府，甚至已经在外交上进行了决裂；而美国和西方世界也强力鼓吹，这样无论从国际主流的英美舆论，还是阿拉伯世界主导的阿拉伯媒体舆论，都将叙利亚反对派抗击巴沙尔政府视为“英雄的举措”。

在此背景下，复杂的国家建构被等同于简单的革命逻辑，激烈的政治斗争被等同于“进步的民主”和“反动的保守”。但是持续不断的动乱阻碍了叙利亚国内的安定秩序，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票，也成为了这种不安定秩序和内战爆发的“替罪羊”。中国媒体声音无论在国际还是中东，都几乎处于边缘中的边缘，已经被当时激进的中东浪潮彻底覆盖。

革命激情散去，中东终于理解中国

随着局势的发展，2014年时整个中东的“阿拉伯之春”已经走得“变了样”。2013年7月阿拉伯世界第一大国——埃及国内的“穆斯林兄弟会”政府被塞西为首的军政府“罢黜”，埃及“阿拉伯之春”在某种程度上因此终结；突尼斯国内政治局势开始陷入危机，尽管没有爆发内战和激烈的“游行冲突”，但是国家已经处在了危局边缘；利比亚在进入“后卡扎菲时代”之后，各派武装相互倾轧，直至今日仍无停歇；叙利亚内战则更是“绵延无绝衰”，除了“民主”反对派和巴沙尔政府之外，还出现了一大群的“极端分子”。

2014年5月关于叙利亚问题的表决议题，几乎没有引起笔者巴勒斯坦朋友的关注。这个时候的巴勒斯坦人，已经没有了2011-2012年的那种“阿拉伯一统”的热情，尽管仍然出现了某些跨边界效应，但是各种政治纷争大体上仍然沿着传统的国家边界蔓延，“民族主义”仍然是影响中东和世界的第一大意识形态。埃及人忙着重建国家秩序，树立政府权威；叙利亚各派内战频仍，纷乱不止；沙特人和海湾国家警惕的关注什叶派力量的一举一动，提防伊朗的扩张；伊拉克则开始考虑如何重新平衡国内力量关系，如何改变时任总理马利基的“滥权”；而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则更多地关注如何在美国国务卿克里主导的和平谈判中争取利益。可以说，此时的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之春”的热情已经渐渐淡去，留下的是“自顾自”的博弈，以及对于未来的“迷茫”和“无助”。更多的巴勒斯坦人则认清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实质”，认为这些国家是在利用“阿拉伯之春”牟利，让阿拉伯世界成为了大国间彼此争夺的“名利场”而已。

对于笔者而言，政治还是政治，我们无法改变什么，仍然是这个时代的过客而已。曾有的那些因为“国家大事”而引起的争论和指责，也无法抵挡今天自己和那些巴勒斯坦同学朋友的友谊，大家见面了还是会亲切地打个招呼，喝个咖啡抽根烟，谈谈足球说说学习聊聊天。忘了那些为了政治而彼此面红耳赤吧，我们都是普通人，只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见证和解读了这个动荡的历史而已。

但是作为一个国际上蒸蒸向上、日益重要的大国，中国的形象在中东和阿拉伯世界则是不断改善。当时间淡去，也许未来阿拉伯世界会慢慢发现，只有中国才是真正为阿拉伯人谋福祉，而不是像其他某些国家那样，或是激情冲昏了理性，或是满口“民主人权”暗自牟利。毕竟，一个国家的未来道路，应当由人民选择，而不是远在万里之外的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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