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对袭击者表示强烈谴责。然而如果我们记忆还不错,那么不会忘记从年初的《查理周刊》枪击事件，到刚刚发生了全巴黎恐怖袭击，好像“受伤”的总是法国，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总是法国成了极端分子恐怖袭击的目标。

从客居到定居——融不入的穆斯林社团

在展开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我们即将论述的“穆斯林”，指的是法国社会中的来自于中东和北非的穆斯林群体，而不包括来自世界其他地方如中亚甚至中国的穆斯林移民群体。尽管都是“穆斯林”，但是不同民族和文化的影响下，“穆斯林”在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中所产生的影响力也是不尽相同的。

时间要推回到二战刚刚结束之后，当时的西欧各国面临重建而国内劳动力短缺。因此，20世纪60年代开始劳工移民纷纷涌入欧洲。尽管从19世纪末开始，当时欧洲就已经从北非引入了第一批穆斯林劳工，但是真正大规模的引入还是要从二战之后算起。第一批进入欧洲的穆斯林移民是来自北非、土耳其和南亚地区的劳工。法国和英国主要从南亚和北非前殖民地吸收劳工，而德国主要吸收来自土耳其的客居工人。在这一时期，由于旧有的殖民体系仍然没有完全崩溃，因此无论对于“初来乍到”的穆斯林群体，还是对于法国、英国这样的欧洲国家，从某种程度上彼此仍然可以视为存在于一个较为紧密的共同体内中。所以，此时无论是欧洲国家的社会，还是在当地工作的穆斯林来说，欧洲只是这些穆斯林的暂居之地。当拿到辛辛苦苦的薪水之后，不少旅居于欧洲的穆斯林会首先将钱寄回自己的家庭，相对较高的薪金也能够保证自己的家庭在各自的来源地区获得一个较为体面的生活环境。

但是穆斯林和欧洲社会这种彼此“舒适”的状态随着时间的迁移而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西欧各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允许客居工人的家属移民以实现家庭团聚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一方面是由于欧洲社会尤其是一些非政府社团希望能够解决这些来自异乡的穆斯林“民工”的生活问题，因为失去家庭的庇佑往往也预示着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犯罪和社会暴力的风险；另一方面，传统欧洲主导的殖民地体系在60年代后期开始大规模解体，因此客居于欧洲的穆斯林希望能够将自己的家人接到欧洲来，避免政治局势动荡影响到自己亲属的生命财产安全。不过这也就意味着，新生代的穆斯林移民要在一个陌生的外国环境中抚养下一代，他们的孩子不能直接从外部的社会环境中学习到关于本民族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因此，随着穆斯林家庭在欧洲社会的出现，穆斯林移民的子女就学、穆斯林公民要求官方承认其宗教信仰等等问题就出现了。

最开始的时候，穆斯林群体的信仰问题并不突出，比如在1961年，法国境内仅仅只有4个清真寺，加上第一代穆斯林移民更多的需要工作和养家，因此对于宗教的热情并不太高。但是随着新一代穆斯林青年的不断成长，宗教的力量也不断增强，影响力不断增加。到了1991年，法国境内的清真寺就已经达到了1500个。随着清真寺建立的，是欧洲各国穆斯林社群中各类团体的建立。包括法国在内，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各类伊斯兰教社团，纷纷成立。作为穆斯林群体彼此帮扶、丰富文化生活来看，这类社团确实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大量出现的各类伊斯兰教社团，也意味着欧洲主流社会同伊斯兰社团之间的关系出现裂隙，文化冲突的因子也就此埋下。

与文化和宗教相伴的，还有穆斯林群体的高生育率。如今法国国内已经有穆斯林约600万人，相当于法国人口的近十分之一。由于穆斯林群体“多子多福”的思想十分看重，因此其人口增速和人口总量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不断翻增。鉴于穆斯林移民人数的不断增加和他们的高生育率，美国曾经预计到2025年欧洲穆斯林的人数将会翻番，伴随穆斯林群体激增的，还有伊斯兰教已经成为了欧洲第二大宗教。

猛增的穆斯林人口、生长在西方环境下享受“民主、人权”的穆斯林青年以及仍然处于话语边缘的穆斯林社团，使得宗教和文化差异成为了欧洲社会冲突的重要因子，这其中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89年的“头巾事件”。1989年坐落于法国小城克凯尔的嘉博瑞·哈维兹学院勒令三位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孩退学，理由是校方认为她们的行为违背了“学校乃世俗场所”这一信条。随后，法国行政法院判决学校的处罚违反了法律。“头巾事件”在欧洲社会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头巾事件”意义重大，因为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军队、政府和学校被视为现代社会世俗的中坚力量。而女学生佩戴头巾出现在学校，无疑挑战了法国和欧洲民众对于穆斯林群体异质文化的忍耐力。这也让法国和欧洲人第一次意识到，现代化社会的“标杆”——欧洲社会，无法有效地兼容穆斯林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