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伊朗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2014年两国贸易额超过510亿美元。在“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伊朗处在中转站位置，中国任何连接东亚至欧洲的公路、铁路、油气管道和通讯网络，都将使伊朗受益。近年来伊朗大力推行“向东看”政策，重点就是与中国进一步发展关系。从长期看，中国与伊朗经济合作空间十分巨大。中国现在原油对外依赖度将近60%，其中半数来自中东，而伊朗油气储量在世界名列前茅，是中国理想的合作伙伴。

随着国际社会对于伊朗核制裁的进一步“松绑”，伊朗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而伴随着中国大力推行“一带一路”计划，中国和伊朗双边关系也将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也要客观正确地认知伊朗国内心态的变化以及对于中国形象的认知，“松绑”的伊朗在选择中国的同时，也希望更广泛地参与国际经贸体系之中，中国-伊朗未来的合作前景必然是广阔并充满竞争。

2016年初，习近平访问伊朗，受到伊朗总统鲁哈尼的热烈欢迎

磕磕绊绊的合作历史

中国和伊朗传统上的合作支柱是能源产业，但是尽管长期以来遭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和封锁，中国和伊朗的能源合作却并不如外人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和伊朗之间的能源合作风险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美国和西方针对伊朗的国际制裁和封锁，往往会波及中国企业；另一方面，则是伊朗国内对于中国企业的一些限制，使得中国无法在与伊朗的能源合作之中施展手脚。

中国和伊朗真正的大规模能源合作其实并不太久。我们不应忘记，在1993年以前中国还是石油出口国，中国与伊朗总体贸易量比较小，从伊朗进口的少量原油也是转口到第三国。彼时，伊朗的石油勘采基本采用欧美公司的技术，中国与伊朗并无石油上游领域的合作。很长时间内，由于伊朗石油含硫量高，中国国内炼油厂大多未能消化，双方合作始终无法定音。直至1995年，双边贸易额未超过4亿美元。1996年后，中国带脱硫装置的炼油厂迅速增加，伊朗的原油大量流入中国市场。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能源需求猛增。

在制裁影响合作方面，2004年10月，中石化曾经与伊朗方面达成投资开发亚达瓦兰油田的初步协议，根据协议，中石化将在25年内购买该油田出产的1000万吨液化石油气，这份协议使中石化获得稳定的供应源。伊朗同时跟中石油又达成了一项700亿美元的协议，中国将在30年内进口2.7亿吨的天然气。但是此协议很快由于美国对于伊朗的制裁“加码”而最终停滞不前。

在伊朗限制方面，中国能源企业也在伊朗吃亏不小。2006年12月22日，中海油宣布与伊朗方面签署价值160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合作谅解备忘录，计划用8年时间开发伊朗北帕尔斯油气田，建设液化天然气工厂和输送设施，并将取得所产液化天然气一半的份额出口至中国，伊朗将向中海油供应天然气25年。2011年10月，北帕尔斯油气田项目由于进展缓慢被伊朗方面叫停。2009年中石油取代了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开发伊朗当地南帕尔斯气田第11期工程，该气田是全球储量最大的非混合天然气气田，合约价值为47亿美元。2012年7月，因无法达到伊朗南帕尔斯气田开采的工程进度，在伊朗警告和最后通牒后，中石油集团最终不得不选择了放弃伊朗海上南帕尔斯气田第11区块的开发，并开始撤走全部的中方工人。

中国同伊朗未来的经济合作重点领域将会存在于基建领域，中国在伊朗的基建行业有着较好的口碑，勤劳的中国工人和高素质的基建队伍给伊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伊朗境内不少基础设施建设都有中国公司的影子，如北部高速公路德黑兰-索莫尔项目，马什哈德、色拉子、伊斯法罕、大不里士和阿赫瓦兹等城市间的铁路项目。此外，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地铁工程（曾经由于1979年伊斯兰革命和1980年两伊战争而成为“烂尾”工程）也是由中国企业接手并完成建设，使得德黑兰成为中东第一个拥有地铁的城市。

随着前些年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于伊朗制裁的进一步加剧，中国购买伊朗油气的大量钱款无法转入伊朗，中国和伊朗之间也逐步开始了一些“投资”换“欠款”的尝试。欧洲建筑企业在1979年以前主导伊朗的基建市场，之后慢慢被俄罗斯和中国公司取代，2012年以后更甚。俄罗斯主要帮助伊朗进行电力方面的基建，中国则在交通运输业进行着一些项目，例如2013年中国承建了霍梅尼国际机场到德黑兰52公里长的地铁项目。而且近日伊朗也通过国内的国有企业开始大规模地招募资本和项目，希望能够得到中国在基建方面的帮助和支持。

由于长期遭受制裁，基建赤字缺口很大，停水停电、道路不通对有意进驻伊朗的外资公司是一个现实挑战。在伊朗基建领域中公私合营的项目很少，除了在一些医院和供水的小型项目。公私合营得不到发展的一个原因是缺乏对投资者的保护，包括在招投标上缺乏透明度，司法独立性欠缺，没有成熟的解决合同纠纷的机制和腐败问题等；另一个原因是交易成本过高以及项目的交付周期过长。基建所碰到的政府管理问题，在其他期待私人资本进入的领域也同样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