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晋】

这几天，因为联合国的一份决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很生气，甚至下令暂时限制以色列外交部与12个联合国安理会成员的工作关系。

这份让内塔尼亚胡大动肝火的联合国第2334号决议，由联合国安理会于23日通过，决议重申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定居点活动“违反国际法”，敦促以色列停止一切定居点活动。

更让内塔尼亚胡恼火的是，一向被以色列视为外交政策“保护人”的美国，在此次表决中投出了“弃权票”，变成了袖手旁观的“路人甲”，实际上是给决议通过亮了“绿灯”。众叛亲离加上又被兄弟插两刀，内塔尼亚胡的愤怒也就不难理解了。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资料图）

难以制约的定居点

既然这份决议涉及到了限制以色列在定居点的活动，那我们就首先来说说定居点的事儿。

长期以来，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修建犹太定居点，是以色列国内一个十分敏感的议题。很多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学者认为，以色列扩建定居点，是为了“有计划地兼并约旦河西岸”。从客观效果上看，犹太定居点的修建，确实压缩了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似乎是以色列历届政府“有意为之”。

一方面，一些犹太定居点是经过以色列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批准建设的，而这些批准往往并没有得到巴勒斯坦方面的允许，更不会受到国际社会社会的支持。

另一方面，除了以色列国内“审批”的定居点之外，不少犹太定居者会选择在大的定居点周围兴建小规模的定居点群落，居民少则十几户，多则几百户，依靠来自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的捐款，建立事实上的“定居点”。为数众多且不断扩张的犹太定居点，不断压缩着巴勒斯坦人在被占领土上的生存空间，更促成了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敌视的不断加剧。

但是实际上，以色列定居点建设，并不是阿拉伯学者口中“有意为之”或者“秘密规划”的结果，而是由于以色列内部政治社会特点所决定的一个“无奈结果”。以色列由于自身的社会和政治限制，对犹太定居点建设，也确实存在某些无奈。如何管理和规范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者，也是以色列国内一个棘手的难题。

从法律上讲，在约旦河西岸存在着的为数众多的犹太定居者（截至2015年，大约70万左右）面临着安全威胁，毕竟将自己的家安在争议地区，容易遭到巴勒斯坦民众的袭击，而这也会进一步促发巴以本就紧张的关系，因此以色列国防军和边境警察也面临着巨大的安全压力。

另一方面，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中，也时常发生一些违法事件，而如何处理这些违法事件，尤其是适用于以色列法律还是适用于巴勒斯坦的相关法律，也会成为一个敏感问题。今年以色列国会就试图通过一项法令，即将以色列法律适用于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点地区，这项法令的出发点也许是好的，是为了进一步规范以色列定居者的行为，但如果放在巴以冲突和土地争议的大背景下，就显得敏感而复杂。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如此复杂，那么为什么以色列政府不能遵守国际共识，将自己的定居点拆除，撤离到国际公认的1967年控制线（即“绿线”）之内呢？这其中的原因和以色列内部的社会及政治分歧有关。以色列尽管是一个以犹太人为主的仅有800多万人的小国，但是其国民构成受到了来自种族（欧洲犹太人、西班牙-拉美犹太人、非洲犹太人、东方犹太人）和宗教（世俗主义者、改良派和保守派等）以及政治意识形态（左、中、右）的分割，而这些不同的背景要素，相互之间重叠组合，加上犹太民族特有的“辩论”“自由”传统，形成了以色列国内碎化的社会认同。

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点

因此，在对待犹太定居者问题上，很难做到社会认同的统一。以色列左翼政治和社会力量，往往会批评犹太定居者，认为这些定居者是在破坏巴以和平和以色列未来。而以色列右翼则认为，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对于以色列的威胁犹存，以色列需要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更有右翼定居者认为，约旦河西岸、加沙和西奈半岛等地区，都应该属于历史上的“大以色列”的范围，在这些地区兴建定居点，实际是为了“光复国土”。

以色列对定居点也束手无策

也正是因为以色列国内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使得以色列国会从1948年建立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单独一个政党超过半数议席“独大”政坛的场面，各个政党都需要与其他政党进行妥协，组成联合体执政。因此，当犹太定居者跃跃欲试之时，以色列政府的反应往往是消极回避。而当犹太定居点扩张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时，以色列政府往往担心触碰导致自己的政府联盟破裂，不愿意切实解决难题。

历史上两位强力大规模拆除犹太定居点的以色列领导人——上世纪80年代拆除西奈半岛犹太定居点的贝京，和2005年“单边脱离计划”拆除西奈半岛犹太定居点的沙龙——其最后的政治命运都毁誉参半——贝京最后郁郁而终，而沙龙不仅造成了利库德集团的分裂，自己也中风长期昏迷（以色列右翼不少定居者认为，这是上帝在惩罚敢于拆除定居点的政治人物）。

最近的一次以色列国内定居点之争，是在2334号决议案出台之前不久约旦河西岸阿莫纳定居点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