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晋】

持续近半个月的黎巴嫩总理萨阿德·哈里里辞职事件，终于随着哈里里接受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国事访问邀请，而暂告一段落。不过作为黎巴嫩总理，哈里里似乎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

在黎巴嫩国内政治博弈的背后，来自沙特的影响似乎清晰可见。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艾森考特在接受沙特海外媒体就黎巴嫩总理哈里里辞职的采访时，表达了以色列愿意与沙特“分享信息”、共同应对伊朗威胁的意愿。

黎巴嫩总理危机，似乎预示着以色列和沙特之间“反伊朗联盟”的即将形成。

当地时间2017年11月14日，黎巴嫩贝鲁特，人们在街头树起辞职黎巴嫩总理萨阿德·哈里里的海报。

黎巴嫩与巴勒斯坦

沙特与黎巴嫩的关系，可以追述到半个多世纪之前。在上世纪50年代，伴随着埃及“纳赛尔主义”在中东的影响不断扩张，秉持世俗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的埃及，与秉持泛伊斯兰主义和王国政体的沙特，也在中东地区发生了一系列“明争暗斗”，其中最为关键的争夺就是上世纪60年代的也门内战，当时埃及支持秉持世俗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而沙特和约旦则支持也门保皇派武装。在也门内战之中，沙特始终希望黎巴嫩能够向自己“看齐”，与埃及保持距离。

在数年的内战中，埃及不仅直接出人出枪，还抽调了国内精锐进驻也门，但是埃及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埃及驻防在西奈半岛的十万大军被以色列击溃。从此以后，埃及在中东的地区的“软实力”一落千丈，与之相伴随的是世俗主义“魅力”的衰落，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影响力的崛起。作为战争另一方的沙特，则通过“代理人”战争，削弱了主要的战略对手埃及，但是却让巴勒斯坦人再次陷入流离失所的灾难之中。

为了弥补巴勒斯坦人，沙特支持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在以色列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建立营地”。最初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大本营设在约旦，但是巴勒斯坦抵抗组织与约旦政府摩擦不断，在1970年9月最终积累爆发了“黑九月”事件，导致巴勒斯坦抵抗组织成员被约旦军队驱逐出境。“走投无路”的巴勒斯坦抵抗组织成员，将弱小黎巴嫩视为下一个“抵抗大本营”。

沙特帮助巴勒斯坦人在黎巴嫩建立武装分支机构，但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后来黎巴嫩国内的政治动荡。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持续不断的越界打击以色列目标，往往会遭到以色列军队的报复，而受到伤害和威胁的，大多是边境地区的黎巴嫩民众；巴勒斯坦人在黎巴嫩南部建立武装营地，也很快成为了黎巴嫩国内的“国中之国”和“法外之地”，让谋求政令统一的黎巴嫩政府十分头疼；更为关键的是，巴勒斯坦抵抗组织的涌入，打破了黎巴嫩国内政治和宗教派别平衡，也让本已经十分脆弱的黎巴嫩国内政治平衡摇摇欲坠，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黎巴嫩内战的爆发。

“真主党”的崛起

1975年到1990年的黎巴嫩内战，伴随着以色列军队对于黎巴嫩南部的长期占领，黎巴嫩陷入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最终在沙特的斡旋下，1990年黎巴嫩各个政治军事派别在沙特的“夏都”塔伊夫签署了《塔伊夫协定》，结束了内战，重建联合政府。而沙特则通过支持叙利亚在黎巴嫩的战后主导地位，取得了黎巴嫩以及什叶派政党对于沙特支持的“逊尼派总理人选”的支持。一个“皆大欢喜”的政治局面，成为了沙特外交手腕的重要成果。

但是拉菲克·哈里里（萨阿德·哈里里的父亲）担任黎巴嫩总理期间，一直试图谋求独立自主的政治地位，试图摆脱外部势力尤其是叙利亚对于黎巴嫩政治的主导态势。而最终2005年拉菲克·哈里里被暗杀身亡，此次事件也成为了黎巴嫩国内政治的分水岭。

以黎巴嫩真主党、什叶派的阿迈勒运动组成了“三月八日阵线”，坚决的要求发展与叙利亚的“友好关系”；而以一些逊尼派政党和基督教马龙派政党组成的“三月十四日阵线”，则要求谋求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黎巴嫩国内政治深陷分歧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