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晋】

随着沙特国内政治纷争不断，沙特国王萨拉曼和王储穆罕默德罢黜王室成员，“软禁”黎巴嫩总理、沙特国王萨拉曼要“禅位”给自己的儿子、当前王储穆罕默德的消息不断传出，一个国内政治危机若隐若现，且与地区国家伊朗形成“对峙”的沙特，似乎即将出现。

与此同时，以色列总参谋长艾森考特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正在考虑与沙特建立“情报分享”机制，此言一出，更是让人们普遍猜想，一个“以色列+沙特”的地区联盟，似乎正在成型。而巴以问题，也似乎随着以色列和沙特关系的缓和，迎来了新的契机。

共同的“威胁”——伊朗

沙特与以色列之间的“联盟关系”，在近些年不断显现。沙特和以色列都是中东地区“反伊朗”的重要国家，都视伊朗为自己地缘安全的重要敌手。

以色列认为，伊朗支持周边的地区政治军事团体，如加沙的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武装，这些团体都直接对以色列形成威胁；与此同时，以色列还认为，伊朗不断散步要“消灭以色列”的声音，伊朗的核武器和导弹技术，也直接威胁着以色列的安全，因此以色列需要寻找地区或域外盟友，一起遏制伊朗的“扩张”。

与以色列相比，沙特认为自己所受到的“伊朗威胁”更为直接。沙特和伊朗的距离更近，沙特国内的产油重镇东方省有大量的什叶派民众，这些什叶派民众的信仰，与沙特所秉持的主流逊尼派瓦哈比教义相差不小，而对伊朗则报以同情甚至信任。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发生后，不少东方省的什叶派民众高举霍梅尼的头像，希望能效仿伊朗，提升什叶派宗教派别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权和合法性。

而在地区争夺中，伊朗强大的军工实力，则是沙特单纯的“石油红利”无法比拟的。从黎巴嫩到叙利亚，从伊拉克到也门，能够决定未来局势走向的并不是“出钱”的沙特，而是强大的伊朗。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尤其是近些年随着萨勒曼国王的上台执政，沙特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也就显得“惺惺相惜”。比如今年年初有消息传出，以色列正在国内“培训”沙特的情报和军事官员，而沙特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也少不了美国的“影子”，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其女婿库什诺，都似乎成为了沙特和以色列未来可能“走近”的重要外部保证。

心存芥蒂的沙以关系

作为自视为“伊斯兰世界领导人”的沙特，如果确实与以色列在伊朗问题上不断“走近”，则少不了巴以问题实现突破这一前提。事实上沙特正是巴以问题解决的重要一方，无论是在各个国际组织和双边平台上，还是在重要的历史文件和倡议中，沙特都积极鼓励巴以建立“持久的和平”。

比如在2002年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举行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峰会上，沙特是第一个提出“承认以色列”，以此换取以色列外交让步，“建立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的国家。而2002年沙特关于巴以问题的提议，也得到了来自于阿拉伯国家联盟和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广泛赞成。2002年在巴以问题上的“沙特倡议”，也成为了巴以和谈重要的外部激励措施，至今仍然代表着广大阿拉伯国家解决巴以问题的重要立场。

但是，如果像很多分析人士所言，沙特和以色列关系的“趋近”必然带来巴以和谈的突破，那么这就显得太过“乐观”。首先，沙特和以色列的“趋近”仍然有限，至少在公开场合的“趋近”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从沙特角度讲，积极推动与以色列的“准联盟”关系，无论是私下的还是公开的，势必面临巨大的外交和道义风险，尤其是在当前中东地区舆论话语权多元化的背景下，贸然推动与以色列的“合作”，势必被伊斯兰保守人士、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泛伊斯兰主义者视为“异端”和“背叛”，这对于沙特王室合法性将会形成致命的挑战。

而从以色列的角度讲，大规模的、公开的推动与沙特的关系，尽管有助于“遏制”伊朗，但是却容易陷入内部的巨大争议。尽管“反伊朗”是当前以色列国内政界和学界的“共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以色列要必然推动与沙特的“合作”。

事实上以色列对于沙特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心存疑虑，而如果这些“合作”必然涉及到“巴以和谈”，则更会带来以色列国内的普遍反感，因此任何政治人物（而不是如以色列总参谋长这样的军事人物）很难在公开场合谈论与沙特“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