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晋】

近日伊朗总统鲁哈尼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已经被剿灭；而不久之后，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也发声，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势力已被剿灭。但转眼，埃及就爆发死伤惨重的恐怖袭击，“伊斯兰国”宣布对此负责。看来，“伊斯兰国”虽然在正面较量中失败，但以“伊斯兰国”名义发起的恐怖袭击，仍可能继续在中东甚至其他地方肆虐。

中东如何才能走出阴云？不妨梳理下“伊斯兰国”的历史轨迹。

从2014年开始肆虐伊拉克和叙利亚，到如今被“彻底战胜”，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兴衰，也成为了中东混乱政治局面的一个缩影，而且也势必继续影响着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未来政治进程。

尽管关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崛起和发展，有着数不清的阴谋论，比如认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是美国，或者是以色列，或者是土耳其，甚至是伊朗等大国的“博弈工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伊斯兰国”的崛起与发展，很大程度上离不开2003年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伊拉克国内混乱的政治局面，其扩张则得益于叙利亚内战带来的政治乱局。

美国人“想当然”地认为，一个“民主”的伊拉克将会消灭诸多社会顽疾，也会为中东树立一个“民主样板”。2003年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伊拉克原有的政治格局被打破，而当时美国占领当局领导人保罗·布雷默推行的“民主改革”太过激进和极端，给伊拉克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小布什和布雷默（图/Digwithin.net）

一方面将一些原本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伊拉克“异见者”扶持上台，但是美国占领当局主导的改革却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重新回国的海外流亡政治人物并不熟悉伊拉克国内事务，在很长时间内，伊拉克中央政府的行政影响力仅限于首都地区，领导人权威并不被伊拉克地方各个政治力量所接受，成为了“首都政府”。

另一方面，美国人在短时间内解散了伊拉克国内原有的安全和权力架构，希望重建新的“民主的”军队和政治机构。布雷默甚至模仿美国“二战”后在德国的“清除纳粹”的政策，将伊拉克萨达姆时期的执政党“阿拉伯复兴党”的所有党员全部“开除公职”，将伊拉克萨达姆时期的军官全部遣散。而被遣散的萨达姆时期的军队和警察，代表着社会政治权力架构的基础，当失去权力和生活来源，则开始形成反抗美国占领军的地下武装团体。

地方和中央的“民主化”选举，则加强了宗教教派的身份认同，导致伊拉克逊尼派——什叶派、阿拉伯人——库尔德人之间的关系危机；将伊拉克国有企业和矿产“私有化”，则意味着外国资本尤其是西方资本的大举进入，冲击了伊拉克社会经济基础，也让伊拉克人心生不满。

政治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的“民主化”，不仅没有促使伊拉克社会稳定，反而造成了剧烈的动荡。尤其是在2003年后，伊拉克什叶派在中央政府的权力大大增强，伊拉克逊尼派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的趋势不断加深。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为核心，以“抵抗异教徒”、“打击入侵者”为口号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开始在伊拉克崛起，并且得到了不少逊尼派穆斯林的支持和同情。很多伊拉克逊尼派商人秘密地给这些极端组织提供捐助，而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公益组织也或明或暗地通过各种途径对伊拉克的逊尼派极端组织予以援助。

这些逊尼派极端组织，尤其是以扎卡维领导的“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为代表，在2003年之后迅速发展，随后几经演变，形成了如今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2011年，伴随着叙利亚内战的爆发，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一大批伊斯兰极端组织潜入叙利亚，建立自己的分支机构，攻城掠地，将叙利亚作为自己的战略“大后方”。

在2014年，“伊斯兰国”在伊拉克西部的安巴尔省不断扩张，甚至一度攻占了伊拉克北部重镇摩苏尔，其招募极端分子的网络几乎遍及世界，对国际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安全威胁。

曾被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占领的摩苏尔在经过将近9个月的解放战争后，这座历史悠久的老城只剩满目废墟（图/东方IC）

如今“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主要地区已被“清扫干净”，但是并不意味着伊拉克和叙利亚将会迎来政治安宁。

对于伊拉克来说，在“后伊斯兰国”时代，如何平衡国内的教派权力关系，安抚国内逊尼派，重建安巴尔省等逊尼派地区，是伊拉克中央政府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而2014年8月组建的、由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什叶派武装“人民动员军”，尽管在过去多年打击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武装的战斗中英勇作战，但是在“后伊斯兰国”时代，如何安置这些什叶派武装人员，将涉及到伊拉克国内政令统一以及逊尼派-什叶派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