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越来越成为全世界政治经济话题的核心关键词，中国学派也开始厚积薄发，从西方话语中跳脱出来，汲取中国历史养分，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研究中国治理的领军人物王绍光教授，在2014年10月、11月相继推出两本新书：《中国·治道》、《中国·政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观察者曾选摘部分内容以飨读者），反思西方长久以来的政体思维模式，从“中国”角度提出合适的治理之道。

2015年4月4日，由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微信号pkunomos）、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主办的法意读书会第一期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举行，邀请了王绍光、潘维、玛雅、欧树军、刘晗等学者，共同探讨这两本新书。本文为王绍光教授主题发言，经作者审阅独家供稿观察者网，特此感谢。】

王绍光教授在活动现场

王绍光：今天我们在这里谈论《中国·政道》、《中国·治道》，其实这两本书的写作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思考过程，书名没有讲出内容的对立面是什么，但它隐含的是要批评另外一种东西，叫做“政体思维”。

政体思维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人谈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使用的思维方式。我先举一个刚刚发生的例子，3月初美国华盛顿大学有一位沈大伟教授（David Shambaugh），他写了一篇文章，讲中国即将崩溃，开头就说“中国游戏的终局已经开始了”。我观察到这篇文章在国内有一些反应，海外也有一些评论。他在另外一个场合对自己的文章做了解释，说“中国即将崩溃”这话很多人说过。2001年有个叫章家敦（Gordon Chang）的也写过一本书，名叫《中国即将到来的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这本书写完以后，最高兴的是谁？是台湾的李登辉，中文版封面正中间就是李登辉的推荐语，说这本书描绘的是中国大陆的真实情况。

很有意思的是，这本书的中文版还出了另外一个封面，说中国官方学者胡鞍钢、王绍光也赞成这个说法。我确实和胡鞍钢教授等人合写过一篇文章叫《最严重的警告》，针对的是当时中国存在的很多问题，他说这个证明我们也同意中国即将崩溃。如果我们再往前看，可以发现，几乎从1949年以后，就不断有人说中国即将崩溃，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我觉得是政体思维导致他们必然得出这个结论。

我自己在很长时间里也是用这种思维来思考问题的，主办今天这个活动的是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我自己是北大法律系毕业的。但我后来去学政治学，当时国内基本上没有这个学科，我就到国外去学，没有一个人跟我讲过政体思维。但我30多年后回头看，发现自己学到的东西很多都是出于政体思维。

什么是政体思维？如果从思想史往前追溯的话，很多人读过柏拉图的《理想国》，但这本书的希腊文原文就是《政体论》，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写的《政治学》也是一种政体论。在《理想国》里，柏拉图按照统治者是一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分成不同的政体，亚里士多德也是这么分的。

从西方的政治思想史往下追溯，从古希腊追到古罗马的西塞罗，然后再追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等，再往后追到启蒙时代的很多思想家，他们谈论问题的时候，首先会说这个地方的政体是这个样子的，要么叫做君主制，要么叫做专制，要么叫做暴君，然后根据不同的政体来思考问题。

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必然会说有一种政体是比较好的，有一种政体是不太好的。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不会说民主制是好的，但他们会说民主制不是最坏的，大概是倒数第二坏的。后面的西方思想家也大概都是这种思路，这种政体是好的，那种政体是不好的。在他们的思维方式里，有一条就是“形式决定实质”，政权的形式决定了这个政权治理的实质，以及产生的效果。这里面隐含的不仅仅是形式决定实质，而且形式还决定结果，结果就是好的政体可能连续下去，不好的政体迟早是要灭亡的。

所以刚才讲的沈大伟也罢，章家敦也罢，或者其他人也罢，他们说中国要崩溃，就是有政体思维在里面。世界上有一种政体叫做民主，中国叫做不民主，民主带来的都是好的东西，不民主带来的都是不好的东西，哪怕存在问题，民主也会维持下去。但不民主的政体，哪怕你现在做的还不错，但失败是必然的，垮掉是可以预期的。

刚才我讲到章家敦，在2001年写《中国即将崩溃》，结果过了十年也没有崩溃。2011年12月他又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我上次预测错了，这次绝对不会错，中国2012年肯定会崩溃。2012年已经过去了，又错了。

再回想我在美国学政治学、教政治学，我们做的很多东西都是政治思维方式，比如很热门的政治学主题，民主政权能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等等，很多人会把世界上的政权先分类，然后打分，民主的几分，专制的几分，然后看这些国家的GDP在初始阶段是什么样子，后来又怎么样了，年增长率是多少，然后去计算政体跟经济制度的表现。还有一些人会计算政体会不会决定腐败，认为民主制的腐败就会少一点。也会有人做经验性的测验，民主的会不会少一点腐败，专制的会不会多一点。不光是腐败，也有人做环保，做幸福感，人们在民主体制下会不会感觉到幸福一点？不民主的体制会不会让人感觉到不幸福？如果梳理大量西方政治学文献，就会发现很多都是受这种政体思维引导的。

我自己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刚开始觉得没问题，但做着做着就发现问题了。首先就是政体思维很难分类。比如，这种思维说中国满清的时候不民主，叫做“威权体制”；民国的时候蒋介石不民主，也是“威权体制”；毛泽东的时候不民主，还是“威权体制”；邓小平时期也是如此，江泽民时期也是如此，今天的习近平时期也是如此，都被戴带上了相同的帽子，但现在体制完全不一样，中国完全不一样，这个帽子戴在头上怎么看都不合适。在政体思维的作用下，西方学者讲到中国时会先给中国戴帽子，叫做“威权体制”，后来又觉得不合适，中国怎么看都跟伊朗不太一样，和拉丁美洲也不太一样，那我还得给你的帽子加一点花边，要不然你这个帽子跟别人没有办法区分，叫做“列宁主义式威权体制”，或者“软威权体制”，或者“开放的威权体制”、“有活力的威权体制”，这不是我说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个教授说的。